新华网新加坡7月8日电 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晚宴上，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

    提问者：

    副总理先生晚上好，我非常有兴趣想知道在总理先生刚才的演讲里面谈到了有关教育改革，但是在今天接下来的讨论中没有听到更多有关教育改革的问题，现在考虑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非常好，那么您觉得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甚至是职业教育能够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尚达曼：

    这个教育正代表了中国面对挑战的复杂性，一方面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比如说获得基本的教育，这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就非常的不平等，即便是在城市里面，农民工的孩子和城市户口居民的这些孩子，他们获得服务的能力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提供平等的、基本的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提高高等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又在转型，现在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上端移动，中国在创新的能力方面发展得非常的快，我们不仅仅是做基础的研发了，中国也不仅仅是做一些高技术了，同时中国一般的毕业生也具有非常好的创造性，他们可能会成为企业家、成为工人、成为政府的官员，他们都应该是具有非常多的创新能力的，所以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中国现在的大学不再是高考的一次录取的机会，如果要进行这样的改革，这不管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新加坡还是对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新加坡也曾经是这样的，我们曾经觉得高考的制度是非常透明、非常公平的，每个人都是一张卷子，也防止了作弊等等，这是非常透明的体系，但是它使得我们的教育变得非常的狭隘，而且使得学生和老师都无法在教育中创新。

     我们至少希望看到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中看到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在中国，特别是著名大学的每一个校长都在发表这方面的讲话，最近有一个校长跟我说他们不愿意离开目前的体系，如果现在离开了高考评分的体系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响。

    在新加坡则不同，在中国你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会出现在北大、清华，谁的儿子、谁的女儿很多人都会想把孩子送进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这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希望走向某一个方向，但是你需要机制改革和体制改革之后才能够向这个方向去走。我记得我见过中国的教育部长，我感觉到他的意识还是非常实际的，他谈到了比如说在我们很多很好的学校里面收取择校费，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就是完全非法的，不能这样做，所以他有三个非常实用的学校的规则要求校长必须遵守。

    首先，你的择校生不能比我们所需要的学生多太多，并不是说一个都不能收，但是不能够收太多。其次就是确保给学校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太大；第三就是确保这些学生进到学校里面虽然分数比较低，但是不能太低。所以这是三个非常实际的规则，而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大家对于某些学校有巨大的需求，那么我想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坏的方法来推动整个进程，这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但是教育改革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陈庆珠：

    谢谢副总理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谈到的教育的问题，很多中国的学校说新加坡的课程很好，他们也想学新加坡的教育课程，那么我想请问作为新加坡的教育部长，您觉得我们能从中国的教育系统中能学到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新加坡人做好在中国经商的准备呢？

    尚达曼：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果我们看看在中国领先的城市和在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我们实际上在广义上我们的体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具有竞争性的体系，在全球来说我们的教育水准也都很高，但是我们对精英教育的定义有点太窄、太细了，我们需要把它进行拓宽。作为教育官员，在未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在相互地学习，在中国他们进行了特定的实验，中国做事情的一些方法我发现非常的有趣，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对于那些在智力上先天条件非常好的学生，他们提供了非常特殊的培养条件，所以这种培养是非常具有灵活性的。当然，有些学校在学术上比很多其他学校有更多的领先优势，但是在这些学校中他们却知道他们有一些学生是有非常特殊的天赋和能力的，比如说在数学上，他们可能是占到学生的1%或者百分之零点几，他们找到了一些方法让这些学生接受特别的课程，比如在夏季的课程还有周末的课程等等。

    但同时他们也要求这些学生必须要与他们同班的同学进行互动，参与到整个同班同学的互动，又给他们额外的教育，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非常有效，中国并不缺乏有很多创意、有很高能力的人才，实际上在所有的国际竞赛中中国学生的成绩都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并没有为此而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实际上这些孩子他们也在班里面也和这些同学在一起，只不过在某些时候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培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