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7月9日电（记者郭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在参加“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时对新华网记者分析了新加坡新一代移民潮的特色，解释了中国人的“企业精神”在早期移民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新加坡企业到中国投资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记者：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我们发现近年来新移民跟当地社会发生了一些矛盾，请问这种社会现象是新加坡以前就有？还是这次新移民潮的一个特点？

    王赓武：这跟新加坡的历史有关系，因为新加坡早期的移民还是殖民地时代，当时殖民地政府是无所谓的，外来的劳工也好、外来的商人也好、工商界也好，你愿意来、有贡献他就可以让你留着，无所谓，因为殖民地英国人也不负责的，也不是他的国家。所以殖民地时代的这种移民情况跟现在完全不同。

    新加坡建国之后，成立了国家，那么国家有国家的原则，有国家有国民，他们要怎么建立它，从而使得国民更认同本国。那么过了几十年了，新加坡以前的这些移民的后裔现在都变成新加坡人了，他既然认同一个国家，那么他对新来的移民的态度就不同了，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情况，一点都不必惊奇的，它是很自然的。

    有一点稍微特殊一点，就是新加坡跟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新加坡是整个新加坡的人99%都是移民的后裔，这是很特殊的。

    第二点就是在建国以后，要使得这些移民的后裔认同这个新的国家，那么建国的政策就不得不要他们效忠于这个新的国家，怎么样使得他们效忠国家呢？就是要使得他们在住宿方面不成问题、生活方面不成问题、工作方面不成问题，那么这就影响到整个国家建国的原则，就是你要认同的话要有你的地、有你的家、有你的工作，你的孩子在这儿长大、受教育，政府负担一切，各方面都能够维护你的个人的利益，包括家庭的利益。那么过了几十年之后还有别的，你要效忠这个国家，要能够替国防方面、外交方面、对外对内各方面要效忠这个国家，你就会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概念。

    那同时因为新加坡地位不同，这么小的国家怎么能维持呢？他要维持的话要靠外来的关系，对外要非常的小心，临近的国家当然更不必说了，但是远的国家也要，因为其实远的国家能够到这里来投资也好、来跟新加坡建立很好的关系也好，就能够保护新加坡，帮助新加坡的发展，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建立一个新兴的国家，要人家效忠这个国家，同时又成为一个可以是国际性的城市、全球化的城市。

    但是这里面就有矛盾了，因为全球化的概念是没有边界的，那既然一方面是没有边界的，建国是有边界的，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意愿其实不一定有矛盾，但你要解释得很清楚，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但是这个过渡期总有一点困难，这个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与之前相比，现在的移民政策给人感觉是更加的紧了，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会持续下去吗？或者说新加坡未来在需要未来人才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调整？

    王赓武：我相信新加坡就是需要外来人才的，新加坡地方那么小，人是不够的，新加坡抱负也很大，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国际活动，各种活动都要参加，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国际城市的话，你不得不去参加这许多东西，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人不够。你不仅是对外对内的一些普通的东西，你如果说是对最高层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学术发展，跟各方面的发展都要跟得上的话，你要有人才。

    所以像科技方面，新加坡吸引了不少人才，因为他要做，你自己的人不够，你自己的大学也就么多人而已，学生也就这么多而已，你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你不能等30年再培养一批人，别人能够给你做的，你当时需要他们一定要欢迎他们来，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问题不在别的，就是在政府方面也好、人民方面也好，在人民之间沟通的这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记者：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移民潮有低龄化倾向，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现在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上小学、中学，对他们的这个选择您是持什么样的态度的？

    王赓武：这个是很新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从前不管中国也好还是哪一国家也好，没有说是小学、中学就出国的，现在很普通，不仅是中国，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不仅是到新加坡来，各国都有，现在中国学生到全世界各国都有，不少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我想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将来如何还很难说，因为这是新的东西，我们没有历史经验，从来没有过的。

    其实早期的话也是新的经验，就是知识分子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出国的也是一个新的经验，从前中国出来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教育的，他逼得不得已出去的，穷苦得不得了，而且教育的水平非常低的，有些根本不识字的出来，辛苦得不得了，很有耐心，很能够应付，都成家立业的做得很好，不过这是非常辛苦的。

    现在你看这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生出来的多么多，出来了很多很多，但是这是很新的东西，中国历时两千年来知识分子出国的有没有？没有说离开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变化，到底将来影响如何还不清楚，言之过早，我还要看，影响到中国什么样，中国怎么影响他们，而且他们带出去的会不会影响到别的国家将来文化的发展，这都有可能。

    记者：那接着您刚才的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那么他们带出去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您能谈谈吗？

    王赓武：新加坡特殊一点，75%都是华裔，所以影响还是蛮明显的，其他的地方都不一定了，其他的地方华人人数很少的话影响不会太大。但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与中国到底文化方面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影响更容易看得出来，而且很明显的有影响。这个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很特殊的，这两个地方的普通的华裔的子弟们他们要学的话不难嘛。

    记者：对，同根同族。您作为海外华人问题的专家，您觉得海外华人保存下来的哪些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您最欣赏的？

    王赓武：企业精神是相当可观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基本上看不起商人，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仕大夫在上面，工商界在下面，但是出来以后不同。最穷苦的人出来以后，至少他在企业方面，在做生意方面，商界方面他有希望，而且他们很努力地去创造，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多非常之成功的企业，这是几百年的历史，不停地如此，可见中国人的企业精神是非常强的，在中国那种传统社会里面，不能够发挥至少不能够自然地发挥，必须得出去之后，在另外一种社会，没有那种看不起商人的社会里面他就有发挥的机会。

    所以在过去，很多人出来之后企业做得很好的不敢回中国，因为回去不知道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商人的经验跟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有点矛盾，至少仕大夫阶级看不起他们，但是至少在国外没有这个问题，企业成功你就有你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更不用说，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很多海外华人就愿意留下来，为什么留那么多？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一点，很有意思的，最成功的华人不回去、最不成功的也不回去，回不去，所以这两点是很有意思的。

    最成功的话大多数不回去，因为他不晓得回去了以后怎么办，所以企业留在国外，子弟就留在国外重新地一代一代地希望建立好。这一点是很特殊的，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从唐朝起就很明显地不停地下降，而且当然他们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基本的概念是如此，但是在外面就没有这种偏见了。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欢迎海外的企业回到中国发展，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企业家在中国经商，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王赓武：你说得对，他们去的不少，但是因为新加坡企业的企业文化和新加坡的政治、法律、政策方面有很特殊的地方，跟中国不相同，所以你要到中国去的话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情况。企业成功的人基本上都会，他懂得这一点，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要适应当地的情况，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些有企业精神的人不怕他没有办法的，他总会考虑到怎么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生意去，不仅是中国，他到别的国家也一样是如此，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如何，在什么情况之下他才有机会做得好、做得成功，他不了解清楚之后他是不敢去的，这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现在看那么多人去可见他们已经有把握，多多少少了解，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好做、什么难做，他都已经搞清楚了他才去的。

    但是也有的人会误会或者弄错了的都有，基本上我看他大量的去的是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信心，知道怎么做，那么中国方面也要了解他们有不同的方法，帮他们了解当地的境况。这些我相信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将来的这种互相来往跟交流是一定会增加得很多的。

    记者：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