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四年，我们奖励的40个人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另一半来自新加坡和其他国家。这些得奖人都非常有成就，其中有一个已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才31岁。他是前年的得奖人。另外还有人已经开始创业，去年一个得奖人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出了一个产品，能够快速把雨水或在救灾时临时获得的不太干净的水进行净化，马上就可以饮用。这个技术也很好。当然还有一些到了欧美继续研究，也有的人在新加坡本地进行长期、持续的高水平研究。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每年还会继续做这份工作。

    另外，我们集中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在亚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城市的密度。人口多，密度就大。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当中是走着反方向，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把密度做大，而是把土地横向铺开，浪费很多土地。北京一平方公里才不到5千人，比新加坡的1万人密度低很多。我们就想要研究一个课题：到底在亚洲的城市里，一平方公里放多少人是合理的？放多少建筑是合理的？所以我们每年请全球优秀的教授、学生一起来思考这个话题。我们已做了四年，定出的就是一平方公里内做6百万平米的建筑，装8-10万人。这个密度多大？它没有北京CBD大，但是能装下更多的人。这连续三年，我们就每年有一个课题。第一年是拿成都的一块土地来竞赛，研究尺度。第二年在首尔拿了一块土地来研究老年人的问题，在城市密度大的“立体城市”里，老年人要怎样在里面生活。

    今年我们研究了在立体城市里面，农业是否还能回来。我们想让城市不完全只是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森林，让里面还有一种田园、乡村的感觉，想把农业变成都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旦都市化就把农业抛弃了。我们已经为明年设定了主题，在孟买研究在互联网时代要怎么连接人和人的关系，包括邻里、熟人、和陌生人之间。所以这四年多以来，世界未来基金会围绕着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做了两个系列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对新加坡社会，对中国，对亚洲，我觉得都会有帮助，所以我们才叫“世界未来基金会”。

    新华网记者：能否谈谈世界未来基金会的运营模式？

    冯仑：我们这个基金会按照新加坡的法律注册了一个有牌照的私募公益基金。我们的运作比较简单：由中国公民捐款到新加坡。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公民捐赠到新加坡建立的公益基金。我们这个基金会是按照新加坡的法律，有非常专业和透明的管理。我们请了南大研究制冷、空调和能源的博士，还有本地的会计师组成理事会。我们还有中国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和职业团队。我们理事会的六个人有一半是博士，我们的秘书长也是博士，专门研究国际组织的。大家都很专业，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取得了新加坡牌照并组建了很好的理事会，一年开两次会，前天才刚开完理事会议。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由南大和国大，还有新加坡政府的专家和教授组织的咨询委员会来帮我们筛选每年发展的课题、战略和资助的重点方向。

    当然，除了这两个主要系列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项目，这几年在新加坡也都有研究，包括我们安排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公益慈善团体在这里做交流，来推动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同时，我们也支持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到新加坡来，和新加坡商学院的学员还有李显龙总理进行对话。我们也研究新加坡，把新加坡介绍给中国。我们马上就会发行一套16本的书籍，准备给大陆。我去年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了一年，把学习和公益作结合，利用学习来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公益组织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我们能感受到实际付出的一些努力对我们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对我们在中国的公益事业会有帮助。

    新华网记者：您能否谈谈万通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是如何一步步转型达到了今天的高度？

    冯仑：就万通来说，到今年已经23年了。我们非常简单，就四个字：学好，学习。所谓“学好”，就是从一开始价值观就要正确，所以我们要“守正出奇”，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我们都是很正着走。第二就是“学习”。因为我们原来不是商人，不会做生意，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把自己改造成合格、认真、负责任、专业的企业管理者，也就是要做合格的商人。同时，万一被吹捧成企业家了，就得能够做这份工作。所以万通在每年9月13日都会反省。这方面我们已经坚持20年了。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就总结了“学好，学习”这四个字，做生意千万别学坏了，而且确实得学习。比如说，在新加坡做公益基金，我们就学了非常多的新加坡的经验。这就是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