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7月13日讯 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7月9日举行的全体圆桌会议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项目主任兼教授陈抗围绕“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症结该如何化解？”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陈抗教授就调整需求结构议题谈话总结了三个问题，以下是观点实录：

     一、如何控制投资，特别是浪费大、高折旧率的投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转变地方领导的政绩观，不以GDP论英雄；其次是转变政府职能，确定哪些事该由哪一级政府管，哪些事不该由政府管，并且给各级政府的事权配以足够的财权；第三要从资金来源上加以控制，使地方政府无法随意上项目。

     中国新领导人其实在这三方面都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在控制资金方面，通过管制影子银行，整顿信托贷款和理财产品，收紧银行间货币市场的流通性，警告金融机构和券商注意长短期资金错配的风险等手段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力。大家要注意1997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因为这段历史对于现在的经济可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97年到200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连年出现负增长，平均GDP增长率下降到8.2%，比1978-2012平均9.9%的增长率下降了1.7%。其中有两年增长率滑落到8%以下。若不是政府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增长率可能更低。这段时间的特点就是中央切断了地方政府与资金的联系。为了进行银行改革，中央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并且命令它们不许再出呆坏账。对于国有银行的管理层而言，不出呆坏账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放贷。所以银行惜贷、地方政府拿不到资金，经济增长速度就掉下来了。对比这段经历，中国现在也可能面对通货紧缩、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到3个百分点的情况。

     二、如何增加居民消费。根据研究，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原因，65%是因为不愿意消费，大家存钱为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需要；35%是因为没有钱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到企业和政府的挤占。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服务性消费没有提供出来。很多人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空间不大，城市居民家里该有的都有了。这种说法忽略了中国生活性服务欠发达的事实。例如，中国很多城市家庭聘请佣人的费用要比新加坡、香港都高。看病难，有病也忍着不去看的情况很普遍。因此，增加消费必须增加服务消费。政府应该开放资本市场，引进民营金融企业的竞争，使服务业的中小型或微型企业得以发展。服务业的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提高人民收入。“供给创造需求”，生活性服务提供以后，服务消费就会攀升。当然，政府也要必须提供如经济适用房，基本医疗等公共物品，使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三、转型最可能出现的情况。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不容易，需要时间。政府在发展制造业、房地产业等方面很有办法，对服务业则束手无策。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发展，一方面由于服务行业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政府也嫌麻烦。但这正是服务业的优势。它的发展一定是市场主导的，政府能做的是为这些服务企业的生长提供比较好的环境，让企业家自己创新。有可能在经济转型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投资被控制住了，另一方面服务消费还没有跟上，因为生活性服务还没有生长出来。这使经济进入比较长的慢速增长期。这对领导人转变增长方式的意志力和决心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