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迪枚晔教授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的采访

    记者：作为一位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学者，出于什么原因您选择来到新加坡？

    迪枚晔教授:我是在比利时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同时我也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和英国的剑桥大学读过书，研修的是创新管理和运营管理。最初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对亚洲发生的事情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那时我并不太了解它。1983年到1985年间，我所在的学校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恰好需要人员去亚洲进行调研和教学，于是我主动去争取到了这个机会来实现我对进一步认识亚洲的愿望。1984年我去了上海进行质量管理教学。后来又去了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很多次。在日本时我主要是学习日本的生产技术。随后我还去过菲律宾和泰国。因此，当我对亚洲地区的企业都熟悉了之后，我发现这些都与我过去在欧洲时想象的不一样，并且我从这些新认识中学到了很多。

    1995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要给它的海外单位安排一位合适的负责人。我又积极地表态希望能够胜任，结果真的如愿以偿。来的时候我是独身一人，但渐渐地开始有了许多朋友。后来学院考虑在亚洲设立海外校区，于是我们开始做实地考察，在衡量比较了多种可能性后，一致同意落址于新加坡。1998年至2003年间，成立和领导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新加坡分校的经历使得我对亚洲有了更深层面的了解，也为我做创新管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但是考虑到欧洲年迈的父母，我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于是2003年底我离开了亚洲，转投剑桥大学。

    2009年底，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电话。新加坡管理大学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考虑重新回到新加坡。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剑桥大学是一所历史名校而新加坡管理大学还非常年轻，但是当我再度来到亚洲，再次亲眼见到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时，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来的决定。所以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

    记者：您在这儿曾遇到最大的“文化震撼”是什么？现在还有让您不适应的地方吗？

    迪枚晔教授:“震撼”是一个含义广阔的词，但我确实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亚洲文化中对年长者和上级有较强的尊敬感，而在欧洲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因此，我刚到这儿时，对这种文化不太习惯，因为在我的国家，可能只有国家领导人是唯一一个位置相对突出的人。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对我来说算是文化震撼中的一点，也可能是最难适应的地方。

    其他的不同之处则包括食物、文化、艺术和历史。探索这些不同都非常有趣，谈不上“震撼”，更多是一个学习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差异的好机会。你可以通过倾听他人而获益，你可以提高你的思想境界和行动能力。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差别很大，但是渐渐地你就会习惯并接受了。这是人的共性，是成长必经的过程。接下来你可能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差异，那些极少口头提及的部分。这些对我来说十分有趣，我不称它们为震撼，因为你需要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接受人与人的差异。同时，我也希望别人能够接受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亚洲人。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最谦逊的欧洲人，接受这些有趣的不同之处，不断从这里学习。

    我的第三个发现是亚洲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主义。这种浓厚的追求物质的意识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会渐渐冷却下来，但有时候仍然让人感到意外。（记者郭鸽 符传威 实习记者左昊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