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7日报道，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东南亚一些国家；上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访问新加坡，参加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并签署几个重要合作项目。一时之间，中新交流、中新合作、中新关系成了大家关注的新热点。

    谈到中新交流，一个常常被提到的概念就是“同文同种，文化相通”。相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来说，中新确似“文化相通”。但是，如果仅以中新两国自身比较，在看似同文同种的表象之下，却有许多文化差异。且不论新加坡有四分之一人口并不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即便同是华人，中港台东南亚，皆有不同。若不正视这些文化差异，那么“同文同种，文化相通”这个表象和其所制造出的误会，会让双方许多人感到不解、沮丧甚至气恼。

    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中新两国对待情、理、法的先后、轻重不同。这个差异看似泾渭分明，但并不是无法调和的。我在中国任职时，有个供应商中秋节送我一枚戒指，我死命推掉了。隔年春节，他把那枚戒指又取出来送我，又推掉了。到了中秋节，第三次送我。事不过三，若还推辞未免不合情理，只能收下。戒指我也无法向公司上缴，为了避免受贿嫌疑，下一年回新加坡过春节时，我自掏腰包买了一个等值的数码相机送他儿子。礼尚往来，既然大家是朋友，他也不好推辞。这么一来，情、理、法三方面俱到。

    1899年，一个在中国传教22年的牧师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自出版以来，被译为十多种文字，销量超过1000万本。时隔100多年，书里所举的一些例子至今仍然发生在我们身边。文化基因之强大可见一斑。

    书中的第一章就是“体面”（Face），讲究体面当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性格，很多民族都很讲体面，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都是如此。讲究体面有几方面的体现，一是爱面子，打死不承认错误；一是讲究高档大气上档次，所以很多机构都要有大广场、大门楼、大礼堂；一是待客极为考究，例如宴客，即便是民间私人宴请，往往也不乏好酒好菜，而且往往到包厢宴请。我们这里待客与比中国相比，差距甚大。仅以包厢接待为例，由于市场需求不高，新加坡除了高档酒楼，一般很少有包厢的。重面子就是重视人情的一个体现。中国人讲究打人莫打脸，通常会给人台阶下，得饶人处且饶人。新加坡人这方面有时过于理性，少了人情考虑。

    由于中国人重人情，于是处世须得委婉，说话不但不能说绝，而且留有越大余地越好。十多年前我初到上海工作时，有一次某省会城市市长要途经上海去新加坡，我们约好在上海离境时宴请。离宴会还有六七天，市长秘书说“市长可能来不了了”。我当时不以为意，让秘书过两天再问问。过两天，答复还是“可能来不了”。一直到宴会前两天，第三次查询的答案还是“可能来不了”。我深感懊恼，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摆架子不肯给个准信儿，我们是取消好还是等他正式回复好？秘书这才告诉我：“可能来不了”就是来不了，“可能”二字只是委婉语罢了。我方才恍然大悟。后来，我再遇到“问题不大”、“就快了”、“应该会去”等等，就心里有数了。

    委婉过了头，有时难免流于笼统，甚至成了敷衍或造假的帮凶。我在签工人加班表时向班长求证，他回答：“加班时间有三四小时吧。”我再具体追问，他这才说其实只有两个小时。如果不细问，一句“什么什么吧”的表述句很可能就蒙混过关。

    许多中国朋友常说跟新加坡人没什么可聊的，聊国际关系，不懂；聊历史聊政治，也不懂；也就只能聊美食聊旅游聊地铁故障。这与两国的整体意识有关。

    新加坡一直是忧患意识，人们关心的是工作、生活、收入、未来；而中国却是在汉唐宋元明清的余晖中经历百余年磨难，几近轰然垮下但如今身板越站越高，人们是崛起意识，重视的是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国际形势，连当年我才六岁的干儿子都会说“从前是美国第一、苏联第二；现在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将来就要中国第一了。”整体意识截然不同，人们的兴趣点、着重点自然就不一样。

    中国很大，地区发展不均速。有些地方发展快了，人们的思维和文化也随着改变。中新两国固然有思维和文化差异，中国内部也存在着思维和文化差异，这些内部差异有时甚至大于中新差异，毫不为奇。

    与中国人往来，固然要掌握中新文化差异的宏观规律，但切忌先入为主，务必抱着开阔的心态时刻微观观察，因异制宜。

    （作者许振义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