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透析中国，蓄势待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届中国论坛11月13日在新加坡举行。图为林毅夫教授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左昊畅 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11月13日电（记者 郭鸽 余南）11月13日，主题为“透析中国，蓄势待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届中国论坛在新加坡举行。论坛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及名誉院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林毅夫教授做了主题演讲并接受了记者采访。围绕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如何刺激中国老百姓消费等热点问题，林毅夫跟记者进行了交流。

    新华网记者：2014年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维持快速增长？

    林毅夫：2014年我想中国还可以维持在7.5%—8%的增长。即使在外部环境相对不利的状况下，中国还可以靠内部的平均增长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有几个有利因素：第一，中国产业升级空间非常大，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也大，环境的投资比例也会很多，这些投资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好，因为中国积累的公共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15%。加上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务，如果是10万亿的话，大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所以两项加起来只有34%；即使比较高的估计是17万亿，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3%到34%，两项加起来也不过48%。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少于50%的公共负债实际上是一个很低的水平。更何况中国政府是平台，大部分是投资性的回报，并不像发达国家的负债，他们是消费，并没有资产抵押负债。中国的民间储蓄也很高，还有3.7万亿外汇储备。如果把这些有利因素都用全的话，我相信明年中国经济维持7.5%—8%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

    新华网记者：昨天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说要让市场作为决定性因素，但是具体措施还没有出台，您能不能展望一下可能会有哪些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

    林毅夫：我想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谈到的金融领域改革，现在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存款利率放开。另外，现在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银行以大银行为主，金融机构是以股票系统为主，中国70%或者更多的生产还是在小农户和中小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这样一个金融结构并不适应他们的金融融资需求。而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增加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地区性银行的发展，另外包括资源的税费等，还有一些服务部门的准入等，我想这些都是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应当采取的措施。

    这次三中全会决议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说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待遇都是相当的，我想这也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新华网记者：您如何看待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大城市的楼市走势？投资房产是否还是一个有效的投资方式？

    林毅夫：这个我想要由市场来决定，如果我知道的话，那我马上就赶紧抢进，可能就跟比尔-盖茨一样富有了。

    新华网记者：之前在被问及如何投资的时候，您说会把钱放在银行里进行定期存款，那中国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来讲都是存款大国，您如何看待中国高储蓄问题？

    林毅夫：我想你应该看数字，确实中国储蓄是相当多的，亚洲经济都是储蓄比较多的。按照我前面讲的，二次大战到现在，能够达到人均7%或者更高增长，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这些经济体，它基本上都是推行高储蓄、高投资的。为什么高储蓄、高投资这么重要呢？因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需要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投资，所以必须要有持续和投资。

    新华网记者：为什么世界华人都有这个习惯持续？新加坡也是4%、5%，而且持续50年的时间。

    林毅夫：新加坡是东亚经济当中唯一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要离开高储蓄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但是相对高的储蓄并不代表中国的消费水平，从1979年到2007年，人均消费增长是7.7%，那2008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是高储蓄、高投资受到批评最厉害的时候，反而使消费增长更快，消费增长从人均7.7%变成了人均9.2%，为什么？因为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得快，经济增长得快，收入就增加得多。你一方面可以继续储蓄，支持投资，那一方面也可以消费。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讲，目前储蓄和投资还是关键的，但是消费其实本身来讲提升也很快，尤其是跟其他国家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