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春安：挑战是永远存在的。美国的国债日渐增高，欧盟也还没度过债务危机，而中国面临的是转型的挑战。比如说，据我了解，中国政府现在在农村现代化跟城镇化的基础建设投资上是不得了的。如果要把1到2亿农民全部城镇化，基础建设的规模最少要投资几万亿人民币。所以我希望新加坡和中国的企业界能看到未来的新商机，挖掘出新的领域，共同规划，携手合作。而且这个商机是做不完的，因为基础建设是在各方面的，甚至听说中国还有可能还要建立200多个新的城市。所以我希望新加坡企业界能够通过工商联合总会所搭建的平台和中国企业界能够更进一步联手，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把握商机。

    记者：除了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提供的平台，新加坡政府给了企业界哪些政策支持？

    傅春安：新加坡有一个非常“亲”商的政府，先后成立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部门，包括1961年成立的经济发展局。它的功能是吸引外商来新加坡投资。另外一个是国际企业发展局，曾名为贸易发展局，从2002年为符合形势而改组成国际企业发展局，目前在世界各地有近40多个办事处，在中国总共设立了9个办事处，它的功能是鼓励并协助新加坡企业走出去，功效非常好。

    新加坡注册公司的总数约为17万，中小型企业占了99.3%。但是，中小企业面对两个基本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在融资方面比不上跨国公司和新加坡的政联公司。所以政府在各方面都在帮助中小型企业，包括直接拨款，协助它们融资、培训，寻找商机。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变成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替中小型企业搭建平台，我们从8年前就开始带领新加坡企业界往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发展，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二、三线城市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除了发展二、三线城市，我们也在配合中国未来农村的城镇化发展，例如西部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