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提上日程，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成为社会热点。笔者曾在狮城学习生活，颇为关注其乐龄社会建设的经验，自然回想起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知。
2011年在狮城生活，不经意会接受“银发一族”的服务。
我和室友住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宿舍，虽都不甚勤快，室内总体整洁。平时上课回来，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的垃圾也不见了踪影。偶尔提前回来，会遇上坐在楼梯处休息的阿姨，两鬓斑白。
乘坐狮城的德士，常会遇到年龄不轻、想必驾龄不短的师傅。有一次遇到一位华人老师傅，热情地招呼我们，还聊起在苏州的愉快工作经历，原来他是一家电子企业的退休工程师，退休后刚找了一份开德士的工作。虽是一位老师傅新司机，开车一点不含糊。
不过，有时也令人担心。和同学在商场的美食中心吃饭，一般是自己动手端来食物和归还碗碟。人多拥挤时，会有人推着小轮车来收拾桌上残局。有一次，当一位头发苍白、行动迟缓的老者推着车走来时，周围的人都神态自若，习以为常。身边的同学坐不住了，赶紧起身，一边走一边念叨“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不会让他们来干这些事情，他们应该在家安度晚年。”
老年人出外工作是否意味着不能安度晚年，我没有急于附和，也没有简单置否，却难抑探究的好奇。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家庭孝道是养老的重要考量，退休后的老年人回家颐养天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在家帮着带孩子也不会轻易出外干活。在国内现有的体系下，退休对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社会劳动的结束，回家或住进养老院，安心领取养老金，虽然有的会被返聘到原岗位，有的在其专业领域可发挥余热，但是社会上没有向普通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环境，也没有接受老年人从事基础服务的氛围。
无疑，中西方存在文化差异。想起一位中国女作家讲述，她和家人在美国坐接驳车去机场，开车的司机看起来超70岁，严谨地给每件行李装车摆放位置，旁边人想去帮忙，被他有尊严地拒绝。当身边人感叹，“这么大年纪干这么重体力活还要开车，太可怜了”，她很难解释清楚工作是愉悦而非生存。而在另一位旅居国外的作家眼里，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做普通工作并不新鲜，见过印度的哲学博士开出租车、东欧的音乐家干装修、地理系的研究生在家具店当服务员，就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清洁工拿到了古典文学的本科学位一样正常。
不能忽略的是，新加坡有着中西合璧的社会文化。它有75%的人口是华人，母语为华语，承载了较深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它有100多年的殖民历史，独立后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习借鉴西方的科技与管理，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更为主流。
同时，它有独树一帜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自称不养懒人的“非福利国家”，不走西方福利国家的道路，因过高的福利让人民变得懒惰，让政府背上沉重包袱。同时又有完备的制度，在养老、住房、教育、就业和医疗方面提供有力的社会保障，和扶危济困的社会福利，向民众保证“没有新加坡人会挨饿”。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加坡的养老制度有着理性、务实、东西兼容的特色。有意思的是，在新加坡，老年人有特别的称呼“乐龄人士”，如何让年长者乐享高龄呢，这里有政府主导，个人、家庭和社会多方力量共建的多层次养老体系。
发动个人力量，鼓励个人为自身负责
一是带有强制储蓄功能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员工和雇主按比例缴费，最初是单一养老储蓄，后来发展为综合保障，设有养老账户。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它不用于公共统筹，也不具有再分配性质，主要用于自我积累、自我保障，及亲属之间小范围的互济。同时还有一些补充计划，应对长寿养老的风险。有的人会量力而行，自动延长工作的时间，延迟提取公积金的时限。二是实行以房养老。为普通百姓提供买得起的住房，约87%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里，绝大多数拥有全部产权。一些人可以将组屋的部分房间对外出租，获得经济收入，有的老年人可将住房反向抵押，或将组屋卖给政府并继续租住，可以获得每月进账。三是鼓励年长者继续工作。随着人均寿命的逐渐提高，新加坡曾三次延迟退休年龄至62岁，2011年通过返聘条例，员工在退休后可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工作，雇主须向符合健康条件的62岁以上员工提供三年的返聘合同，增加了退休年龄的弹性。同时，积极帮助中老年人提升就业能力，鼓励他们干力所能及的工作，40岁以上的员工参加培训费用全免，50岁以上的员工在岗位上干满6个月可以获得政府奖励的工资，出租车司机可以干到70岁。值得注意的是，工运领袖最近多次提议，把重新受雇年龄上限提高至67岁，让更多人尽量延长受雇，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现实民意。
发动家庭力量，政策激励家庭养老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展了以孝道为主要内容的儒学运动，不仅作为一项社会文化建设，而且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机制，并出台相应的法规保障和政策激励。1995年国会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政府的组屋出售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对于照顾父母的给予奖励，规定年满35岁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4.8元）的房屋津贴；如果子女的住房离父母住所较近，政府给予住房补贴，并免除子女探望父母时的小区停车费等。
发动社会力量，满足就地养老和快乐养老
一是因地制宜建设养老设施。有为住院治疗和寄宿老人服务的医院和养老院，有提供日间康复护理和特殊病症护理的社区养老中心，也有上门提供养老医疗和看护及其他服务的机构，尽力满足多数老人不离开家的“就地养老”。大部分养老和护理机构交由非盈利机构和私人运营，政府很少直接建设和运营，并根据原则对非盈利性的社会企业给予财务支持。二是广泛开展“乐龄运动”。在每一个社区建立了乐龄俱乐部，老年人可以在俱乐部里享受到健康检查、生日庆祝、旅游观光等服务。俱乐部还定期举行太极拳、气功、交际舞、书法等文体活动，社区志愿者提供多种上门服务，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另外，政府、社区组织和慈善团体为贫困老人提供多重照顾。据统计，在多层次福利体系下，一个没有收入、无依无靠的新加坡老年人每月可获得约330新元现金援助，可以到政府医院免费看病，可以获得慈善机构和热心人士的资助，可以获得租金、杂费、水电费回扣，可以获得政府增长花红等其他福利，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据最新的2013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显示，新加坡的公积金养老金制度具有良好的充足度、可持续性和完整性，在全球名列第7，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亚洲国家。
“每个人都会老去，谁也扛不住时间。”据悉，至2012年，在新加坡380万公民和永久居民中，65岁以上老人占近10%。在亚洲，它有个超老龄化的邻居，日本在1980年就达到这样的人口比例，现在达到25%。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个比例达到8.5%，13亿人中，有1.13亿65岁以上老人。同样处在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势下，新加坡的做法给行进中的中国应不乏经验启发。
想起曾遇到的“银发一族”，一位前辈说过，“人生求乐的方法，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关键是力所能及，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价值。而他们的劳动背后，是有生活的保障与选择的自由。显然，在我们着眼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人们逐渐延长工作时间时，不仅要有对后代负责的责任导向，也要倡导终身学习和创造的社会文化，同时在综合方案中更多体现关怀与激励的元素，引导人们选择继续工作，有效工作，快乐工作。
（作者曹雨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PA,长期从事文化传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