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4月9日电（记者李小雨 左昊畅）新加坡管理大学—复旦大学治理和发展国际论坛8日在上海举行。论坛间隙，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人口学专家彭希哲就人口老龄化、“单独二胎”等话题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专访。

    图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人口学专家彭希哲（左）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记者 郭小天摄

    记者：在“以房养老”问题上，目前不少中国的公司、银行都在研究推出相关产品，但推动大都不见起色。您认为造成“以房养老”推动速度较慢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彭希哲：第一个是观念问题。中国人总是希望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子女，以房养老这个模式和中国传统观念和养老方式都有差距。第二个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以房养老的机构安排、政策安排和制度环境。像新加坡、美国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过程，有一套完善的体系。中国未来的房价还存在不确定性，由哪一个机构来做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说法。这些关键问题和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可能是阻碍我们更大范围内推广的一个困难。

    记者：如果由政府主导“以房养老”这一课题，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做？

    彭希哲：我们首先还是要让老百姓对养老问题有一个完整的理念。现代老百姓对养老的概念，主要是一方面看政府，一方面看家庭。另外一种是养老资源的动员方式。虽然我们谈了很多中国老龄化的现象，但是人们到底怎么去应对，老年人、家庭、社区怎么安排老年人生活，目前中国社会还是很缺乏认识。

    以房养老是老人自己把固定资产变成自己可以养老的现金资产，这时候人们就觉得理念上的不一致。我的感觉，政府不是马上做以房养老本身，而是应该让全社会关心老龄化、关心怎么养老的问题。我觉得，首先应该有一个政府主导的启发点，让大家知道养老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但也不是那么困难。如果大家把资源安排好了，对各方都是有利的。思想这方面如果畅通了，那么凭中国人的智慧接下来可以构想出很多政策上的安排。

    记者：中国各地在逐渐落实“单独二胎”政策。但调查显示，在很多大城市年轻人觉得因为经济压力大不愿意生二胎。您认为“二胎”政策的放宽，是否会为中国带来“婴儿潮”？

    彭希哲：目前中国每年有1600万新生婴儿。按照各个省的基本估计，二胎政策放宽后每年大概能够多出生两百万人，这样也就是1800万人，我觉得这还不是“婴儿潮”。中国在五十年代，每年出生2500万人，80年代也超过2000万人，所以即使放开，还是到不了五六十年代那种高峰。当然你可以说它是递减的“婴儿潮”，但不见得就一定是一个出生高峰。

    记者：所以即使放宽“二胎”，也并不会对中国的公共服务资源造成过大压力？

    彭希哲：在五六十年代每年出生2500万人，教育也挺过来了，八十年代同样如此。现在还不到那个水平，而现在基本国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当然从年轻夫妇的角度来说，教育的要求和期望是越来越高了，如果说他的期望超过了我们的公共教育服务能力，那教育资源自然就会存在短缺的情形。

    记者：我们看到每年过完春节，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会出现“用工荒”。您认为“用工荒”如果持续反复出现，是否会倒逼中国城市的产业升级？　　　　

    彭希哲：“用工荒”分两种情形。一种是手工劳动力的缺少，这是客观上的现象。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人进大学的比例增高。能够成为未来潜在劳动力的供给在减少。如果用工荒产生的原因只是以简单的劳动力进行产业工作的，各个城市的用工单位都找不到这种人，那么它只能通过产业升级来解决。但是简单劳动力产业在中国还是占有很大比重的，某个城市可以通过产业升级来解决“用工荒”，但是对整个中国来说劳动力仍然存在短缺。

　　另外一方面低端劳动力也和家政工相关。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出现老龄化现象，我们对家政工的需求会越来越高。现在是需求简单劳动力，将来会变成不需要很高的学历，但是要具备很好职业训练的工种。这部分人也是我们过去短缺的，过去简单便宜的家政服务以后也可能消失。这时候就不是倒逼产业升级，而是倒逼家庭改变生活的模式了。

    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父母承担一部分功能。也可能是在社区中间，由市场来提供的公共服务会越来越常见。所以我们说“用工荒”，一方面如果它是和简单劳动力相关，它会倒逼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和家政相关，可能会改变整个行业的公共服务提供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