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城市化和城市管理国际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图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在会议中。郭小天 摄

    新华网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李小雨）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城市化和城市管理国际论坛11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新两国的学者、企业界人士就城镇化、城市的转型与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论坛间隙，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就中国的城镇化、城市管理等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还应当警惕一个数字，就是50%”。据李强教授介绍，当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时，就会到达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拉美的很多国家城市化率非常高，联合国报告显示拉美地区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一系列“城市病”却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现在显示的突出问题是，‘市’聚集了很大的财力，而县、小城镇对人的吸引力又太小。导致了中国的城市化过多的资源和人才流向了大中城市，而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化发展现在要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资金往下流动，形成‘县域经济’。”

    在谈到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时，李强教授建议大陆应多学习台湾和香港的模式，鼓励“小资产者”。“台湾很多城市的风貌是：一家一户小老板、小饭馆，且很多夜市管理规范、卫生条件等各方面都很让人放心。而往往是这些小经营项目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大陆在这方面的管理还存在很大的欠缺，由于很多经营规范难以执行，城市的管理者还是以驱赶、罚款为主，没有做到及时地引导和提供让他们经营的空间。“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要看有多少五百强企业，还要看有多少中小企业和小经营者，要培养市场，顺势而导，推动小摊贩发展，这是解决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就业问题的一个关键要素。”

    新生代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中出现了很多特点。据李强教授研究，在“90”后毕业大学生中，有一半尚持农村户口。另外，老一辈的打工族在城市挣钱省吃俭用，把钱寄回老家养活父母和孩子，很多人还是希望挣够钱能返回农村。而“80”、“90”后的打工族消费力较强，往家里寄钱的人比重小，也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因此“中央在推动城市化时，不要被动地由政府去推动，要更多考虑人的意愿。”根据不同区域和年龄层的特点，以人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新加坡的自有住房率达到了90%以上，其中一大部分人是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组屋”当中。李强教授认为，这样的房屋既具有商品性，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中新两国的共同特点是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新加坡政府很好地让市场和社会相结合，既提供了大部分人能购买得起的保障房，市场上又有可供自由买卖的商品房。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将住房的政府保障和市场需求充分结合起来，逐步解决大城市的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