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杜强（左）和副教授张谦（中）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采访。郭小天 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4月18日电（记者 高菲）新加坡管理大学—复旦大学治理和发展国际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论坛间隙，新加坡管理大学（以下称“新大”）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杜强博士和副教授张谦博士就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接受了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专访。

    张谦教授表示，关于农村贫困问题，自己最为关心的一点是，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农民是在捧着“金饭碗”讨饭，可以把土地这种“死”的资产变成“活”的资本，用这个方法解决贫困。张谦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存在很多误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是不值钱的，值钱的土地需要有区位优势。而且国家有明确的土地红线，土地的用途有严格限制，大多数土地只能作农业用途。因此，“金饭碗”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第二，一旦把土地金融化，风险非常大。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土地私有化、土地金融化是产生“失地农民”的最快方式。在中国，如果简单地认为，出售土地能够让农民把“金饭碗”变成“金元宝”，进行投资从而获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扶贫会适得其反。

    杜强教授说，为了对比研究，他们的研究团队选择了印度作为中国的比对对象。印度是农业大国，但土地政策与中国不同。印度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农民拥有土地量的上限，但可以对土地进行买卖、租赁。由于这种土地的市场交易活动，印度产生了很多的失地农民，成为最贫困、最弱势的群体。

    两位教授一致表示，在印度的农民群体中，有40%是极为贫困的失地农民，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则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象。缩减城乡差距的最有效方法是把农村的穷人转移到城市，印度、菲律宾等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最贫困的人群在城市，城市贫民窟里聚集了大量的穷人，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只能依靠城市的巨大经济体生存下去。但在中国，这种极端贫困的群体少很多。在中国，农民手中的土地是一种保险。中国的模式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典范。中国农业堪称奇迹，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张谦教授补充说，中国在前30年所做的，实际上是在用农业的积累支持工业的起飞，后30年主要是把新技术应用于农业，加上制度改革的推动，使得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保证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不依赖于国际粮食市场。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而一旦把土地货币化来衡量，城乡差距会扩大很多。但从实际生活使用的角度，中国城乡差距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两位教授认为，大家有时候会忽视“幸福感”，全世界的统计也都说明，农村的幸福感比城市高，小城市的幸福感比大城市高。所以，在政策上要注重的应该是，如何把乡村本土的活力重建，如何把留在乡村、从事农业、热爱乡村文化、继承乡村文化传统这样的自发的、原生的、本土的活力重建起来。这是对缩小贫富差距、留住农村人口、把农村建成一个美好的地方更有帮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