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服务产业进入了新一轮产业升级，舆情产业作为一种初具规模的新型信息服务产业，本身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进入了良性发展的窗口期。针对社会热点和市场需求，舆情产业逐渐摆脱“水军”困扰，衍生出新的产业内涵。目前，中国的舆情产业基本形成了“官商媒教”为背景的多元化产业格局，具备了“政用产学研”的产业链生态，其产品及服务涵盖了包括软件支持、知智体系、风险管理、危机应对等一系列内容，产业形态已初步形成。

    政府作为大客户，或增设职能部门，开展舆情管理；或联合专业舆情服务机构，为决策提供参考。从事舆情管理的经济实体，如拓尔思、方正集团，则组成舆情服务业重要的技术型方阵，从事信息监测、舆情态势分析、舆论环境研究、网络危机处置全程及其相关环节的信息服务的产品生产，直接服务于重要的党政机关及大型企业。

    媒体依托业界自身优势，看中舆情管理这个新兴法宝，针对政务舆情，发布大量研究成果，为党政部门、企业和社会团体组建舆情监测队伍提供实用指南。人民网通过舆情服务业务获得年收入上亿元人民币，民网舆情监测室成为舆情发布的权威中心。还有新华网的“舆情在线”栏目等等，媒体专业性的舆情咨讯都成为领导干部和企业主的信息秘书与舆情顾问。

    舆情产业逐渐形成产业链。相关行业深度挖掘客户数据，运用舆情管理实现“精准营销”。导入全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可量化的精确的市场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及现代高度分散物流等手段，根据用户留下的消费“痕迹”，对用户的消费行为及习惯进行数据分析，开展个性化跟踪服务。突破传统营销局限，使营销达到可度量、可调控等精准要求，提供私人定制产品服务。社会需求的强力拉动，舆情管理的政策促进，网络新技术的持续推动以及资本市场的大量注入，这些动力因素构成了巨大的产业动力系统。

    舆情产业正处于市场培育期，技术、产品、设备和服务亟待成熟，参照体系及评价机制亟须健全，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结算的保障性不强。早期产业运作的某些不良口碑，造成外界对舆情行业的误解与信任危机。中国舆情产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舆情产业链构建不成熟，舆情产业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链构建脱节、舆情监测技术与分析应对的脱节，舆情分析师培养体系、产业服务体系的不够完善不完备等。需要加强行业监管，升级舆情监控产品线，促进产业的协调、有序发展。

    我在《信息发布与危机公关》书里提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国内舆论场、国际舆论场”四个舆论场，其中，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是按照舆论属性来划分的。官方舆论场凭借垄断性、权威性、全局性的特点，在舆论调控中发挥主导功能，保持相对优势，官方媒体着力营造、体现政府意志，官方的权威发布和高端解读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民间舆论场除了口头舆论场，更多的是通过新媒体渠道表达，民众依托互联网等非官方媒体传播形成民间舆论、体现民众自身利益和意愿，新媒体的自由、便捷的信息环境让公众参与舆论的热情高涨，网民在微博、博客、QQ、BBS上针砭时弊，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

    在话语权的表达和制衡上，古今中外都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体系。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官方舆论场占主导优势，但随着社会的演进及舆论环境的变化，民间舆论场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尤其是网络舆论场比较突出地成为民间舆论场的主力军。当前，在同一事件背景下，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由于利益、立场、技术手段的不同，对议题的选取、传播重点及发布方式有自身的逻辑和要求，对事件的解释和观点也各不相同，由此往往发生对立的情况。二者在角力过程中，彼此竞争，此消彼长，有时也相得益彰。当官方舆论场不够稳定时，公众就会倾向于选择民间舆论场。比如官方的信息公开工作相对滞后，尤其当舆情事件发生时，公众宁可相信民间小道消息，也不完全相信官方的信息发布，反之，如果官方舆论场公信力足够强大时，民间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的小道消息就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了。

    但是，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并非始终独立对立，二者是可以交流交接、融通融合，在两个舆论场的互动中提升正面舆论的影响力。在两个舆论场发生对立冲突的时候，官方议程设置是必要的。政府应使媒体自动围绕政策议题及相关新闻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塑造舆论民意。但是引导必须建立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权威性、公众的民主性与媒体影响力相结合。这个时候，媒体对于议程设置“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当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在救援的同时不失时机收集一些正面典型案例，还原榜样作为普通人的真性情和人生常态，增加报道可信度。希望官民可以在更多方面，建设共同体，官民双方也是命运的共同体，创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作者：梅文慧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