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频道12月5日电（记者 金鑫 实习记者 白哲）新常态的提出代表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除了要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也是新时期亟需解决的挑战。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中国论坛举行期间，新大社会学院副院长杜强就转型期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的专访。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认为有哪些因素能在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

    杜强：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增大，生活成本上升和腐败等问题。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要实现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相互协调，依托以科技创新和密集资本为基础的产业升级，带动教育、法治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

    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和在职培训是其中的两个支撑。传统制造业的边际利润正逐渐下滑，未来经济增长需要创新部门的支撑。人力资本投资将推动就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劳动力从低级产业向新产业的转移。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认为在转型期中国应怎样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杜强：在以经济附加值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最先受惠的是城市人群和具有资源优势的社会阶层。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农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让他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挑战。农村生产力和耕地的使用效率都需要提高，政府要提供更多保障来推动农业产业链升级，让农业部门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

    其次，在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问题时，政策制定要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比较优势，具有地区针对性。在中央统筹的基础上，简政放权，让地方政府发挥更多主动性。

    与此同时，我们要做好预期，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一批中小企业会经历短期的经营阵痛，导致就业和员工收入的波动。企业的创新改革需要充足的空间，从政策引导到资源调配，政府都需要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杜强：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以追求短期的GDP增长为目标，而忽略了长期效益回报，浪费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纵观一系列区域性发展计划，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关键环节在于政策和资金落地。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转变发展观念，从受益者的角度出发，关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衡量标准也要从规模转向效果，特别是基础设施能否为解决贫困人群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提供基础。结合服务人群的需求，做出从硬件到软件的整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