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袁志刚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专访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12月5日电（记者吴婷婷 实习记者陈丽婷）“人民币已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但处在中间的可投资货币环节却是最为薄弱的，出现倒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袁志刚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中国论坛期间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下一阶段，随着离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产品的开发以及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成可投资货币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

    问：从2009年启动清算行机制以来，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大幅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您如何看待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和路径？

    袁志刚：按照一国货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来看，一般先成为贸易结算货币，然后再到可投资货币，最后才会成为储备货币。人民币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目前处在中间的可投资货币环节最为薄弱。下一阶段，随着离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产品的开发以及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成为可投资货币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最近沪港通的开通，以及自贸区的发展都是积极的现象，预计接下来两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会加快。

    下一步的关键是设计好保障机制。首先是汇率增加幅度的问题。将来经济如果出现大起大落，汇率要发挥价格调整的作用。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要想好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梳理哪些领域是最危险的，哪些是相对安全的，把最危险的留到后面。

    问：目前在中间段，即可投资货币出现滞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袁志刚：目前金融改革的步伐还是相对保守,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东西其实都能实现均衡。例如沪港通，第一天额度快要用完，第二第三天配额使用度就恢复正常了，这说明投机者其实早就已经离开了市场。

    我们很担心一旦放开会碰上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日本九十年代经历的状况，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和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另外如果外界要集中对一个国家进行炒作、探空，必定是因为该国前景低迷，但现在中国的经济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前景还是不错的。除此之外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我认为，考虑到目前资本账户开放最大的风险是资金大进大出，至少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尝试使用额度控制、启动汇率机制等，来测试下开放后会碰到的问题和结果。

    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金融的开放可以倒逼体制改革，加快体制改革的进程。我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可以快一点。因为一国货币不成为国际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是很难吸引跨国公司的。

    问：根据上海的“十三五”的规划，在2020年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对香港的影响是什么？

    袁志刚：我认为内地确实应该要有一个能替代香港的境内全球化城市，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运营中心，而且人民币可以成为国际货币，自由兑换，这样才能真正的吸引到跨国公司到中国发展。我估计未来在亚洲的全球城市应该是上海。

    当然有很多人在问，上海成为全球化城市后，香港该如何定位？在我看来，自贸区做起来后，香港更大有可为。因为中国体量足够大，13亿人口的生意根本不是一个香港能做得来的，金融中心的崛起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过程。

     问:那您怎么看待“上海自贸区”一年多时间内取得的成果，根据之前的时间表，接下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要达到预期，还有那些重点要尽快突破？

    袁志刚：上海自贸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政府职能转型、负面清单、合同制、审批、事中管理等。同时也建设了很多基础设施管道，有的已经开始实施。但从企业层面来说，由于一些东西还没有落地，可能稍微会低于预期。

    我认为下一阶段上海自贸区要想加快建设，可以从以下几点去突破：第一，考虑到之后自贸区不单只有上海，预期中央会成立协调小组或采用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加入顶层设计。因为有些政策是有共性的，例如负面清单，会逐渐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推动的力度会更大，上海要借好这个东风。第二，上海应和广东、天津、福建一起努力、探索，发挥合力。第三，一定要重新梳理上海自贸区的定位：哪些是改革体制的问题，哪些是对外竞争领域，再做进一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