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走在路上，盯着导航仪看，我们是在一片蓝色的海洋中前行，就像做梦一样！”现任首钢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部长朱启建与同事们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年他们前往唐山曹妃甸为新首钢探路时的情景。由于新首钢的厂址完全是填海形成的，当时还来不及更新的导航仪记录着这里仍然是一片茫茫大海。

　　从1919年起在北京京西石景山破土建厂，到2010年“新首钢”一期主体工程全面竣工投产；从北京西郊的石景山畔，到渤海之滨的填海乐土曹妃甸；从北京厂区的8平方公里到曹妃甸的30平方公里，百年首钢实现了历史上最快的一次成长，从“山”到“海”跨越了最辉煌的一步。

　　随着2010年12月30日首钢在石景山区的涉钢产业全部安全停产，这座建立于1919年的北京的巨头型工业企业也正式告别，变身为数百公里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这就是受到全国瞩目的“首钢大搬迁”，这不仅是中国钢铁史、也是世界钢铁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说这是一次奇迹并不为过。

　　不仅仅是搬迁

　　“从北京到河北，首钢完成的绝不仅仅是一次搬迁。”采访之初，首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何巍这样表述。他告诉北青报记者，“确切地说，首钢的这次壮举是搬迁和产业调整升级的结合，上至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下到我们公司的具体行动都是围绕搬迁和升级两个核心进行的。”

　　事实上，首钢搬迁调整是一项涉及国家、地方、企业、职工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家钢铁工业布局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又涉及北京市和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治理和协同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性工作。也正因此，首钢搬迁调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首钢和京唐公司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还成立了“首钢搬迁调整工作协调小组”对重要问题直接协调解决，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北京市、河北省的大力支持。

　　更令首钢人欣喜和欣慰的是，去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发表重要讲话，对首都的管理和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总书记讲话中唯一提到的企业就是首钢，指出“首钢搬迁到曹妃甸就是具体行动。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这既是对首钢全体干部职工最大的褒奖，也是巨大的鞭策和要求！”首钢党委副书记何巍表示，首钢进入河北省发展较早，本身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锋队，这更让首钢人感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时刻，不仅应该在京津冀一体化先锋队的基础上贡献宝贵经验，更应该在区域协同发展上继续有所作为。

　　搬与不搬的争论

　　首钢对于北京地区的环境、资源的影响很早就已经被提出，申奥只是把这个问题更明显地摆上了桌面。现任首钢总公司环保部副部长的穆怀明还清楚地记得，早在2000年前后，社会上就有“首钢要不要搬迁”的争论，更尖锐的说法则是“究竟是首钢搬迁，还是首都搬迁？”

　　不过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成熟，虽然形势紧迫，但把首钢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整个移出北京的论调并不占上风。相反，“搬一半留一半”的折中观点倒更能服众。所谓“搬一半留一半”，是指按照当时首钢每年800万吨的钢产能削减一半到400万吨。减少一半的产能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污染排放，以及减少一半的资源消耗。

　　不过，2001年的申奥成功，使得“搬与不搬”的争论出现了实质性转折。因为当时首钢的环境治理已列入了中国举办奥运会对世界的承诺。此时此刻，首钢人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再留在这里了”，也“不可能再拖了”。

　　事实上，首钢搬迁调整的战略决策经过了科学研究和反复论证。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不到两年，国家环保总局于2003年4月，在《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环境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的意见》中提出：不宜在首都发展钢铁业，应当下决心逐步搬迁首钢涉钢产业，从现在起不再在北京建涉钢项目。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首钢涉钢系统搬迁问题。次月，首钢即提出了初步方案。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召开了“首钢涉钢系统搬迁评估会”。之后又经过反复论证比较，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共同协商形成了最终方案。2005年2月18日，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

　　首钢搬迁调整是国家第一个批准钢铁业整体迁出大城市，真正向沿海发展，涉及国家、地方、企业、职工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在我国和世界钢铁业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涉及到国家钢铁工业布局调整、北京市和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治理和协同发展，包括北京钢铁业停产、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在河北建设新钢厂，北京钢铁停产后的土地开发、新产业发展，首钢历史遗留的外埠厂划转地方管理，同时要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搞好生产经营，多条战线、多项工作同时推进。

　　“走出去”曾是首钢的自我选择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奥运会，面对企业发展和首都环境、产业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形势；面对首钢急需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实现工艺升级、产品换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北京留给首钢的发展余地已经没有。换句话说，首钢想要在北京继续发展下去，早就已经遇到瓶颈。” 首钢党委副书记何巍这样表示。因为从很多年以前开始，北京的城市定位已经容不得首钢继续向前大踏步发展。“最多是能够维持现状，这还要看市场竞争态势、环保要求容不容许你维持，继续做大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他概括。

　　事实上，这种形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显露出来。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首钢就已经在开始谋划“走出去”的战略。在首钢干了整整30年、现任首钢建投公司副总经理的兰新辉就曾经参与过首钢当年多次“走出去”的筹划。他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钢就曾经把目光瞄准河北，计划在迁安建设一个“迁安大厂”。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迁安大厂”搁浅。

　　1990年初和1991年，首钢又先后两次在山东兖州、济宁一带规划“山东大厂”，但两起两落之后，“山东大厂”也未能如愿。

　　1993年，首钢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与广西柳州钢铁洽谈合作，其间还与江苏徐州钢铁讨论过联合建厂。但半年多后，这些尝试均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首钢才以并购方式壮大自身，先后并购重组了水城钢铁、贵阳钢铁、通化钢铁等。

　　兰新辉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年首钢之所以急于扩张，其实与钢铁行业的特性密切相关。作为重工业的一种，钢铁行业就是规模行业，很多成本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只有形成规模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但当时北京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可能让首钢继续壮大。

　　北京做减法，河北做加法

　　“虽然当时急于走出去更多的是从企业发展和生产运营的实际情况方面考虑的，但其实这也印证了北京无论从城市功能定位还是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支持首钢有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因环境问题兑现申奥承诺而促进的首钢搬迁，最终与首钢的企业发展是殊途同归！” 首钢党委副书记何巍表示，这实际也显示出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并非矛盾，只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二者完全可以统一。“从这点来说，首钢之变绝对是宝贵的探索。”

　　申奥成功后，虽然还没有国家层面正式的搬迁调整批复，但首钢其实已经开始自发行动。2003年，首钢先在河北迁安建起了一座200万吨产能的钢厂，成为首钢搬迁的前奏。后来这也成为首钢搬迁曹妃甸的中转站和练兵场。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应用于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高新技术都经过在迁钢的多年实验，大大缩短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磨合期。目前，迁钢已经拥有800多万吨产能，已经超过了当年最辉煌时期的北京首钢产能。

　　而位于曹妃甸的京唐公司，则是首钢搬迁调整的最核心部分，这里不仅融合了当今国际最先进的钢铁制造技术，同时也是极具生态的现代化重工业园区。在这座30平方公里的厂区内，流程紧凑、装备智能的高效生产线有序运转，成品可直接通过成品码头运达世界各地。“绿色生产”是厂区的一大特色，生产排放的污水、钢渣等废弃物全部循环使用；采用先进工艺的海水淡化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热、电、水三联产。难怪原冶金部副部长殷瑞钰院士评价“这就是钢铁行业的‘梦工厂’！”

　　其实，和老首钢的一些数据对比就能感受到新首钢的高效率，朱启建介绍，当年北京老首钢厂区总共有5个高炉、三个炼钢厂、十几条冷轧生产线，可以实现800万吨的产能；而曹妃甸的新首钢共有2个高炉、一个炼钢厂、两条热轧生产线就可以实现近1000万吨的产能。而更关键的是，之前首钢从来没有生产过高品质的薄板产品，但目前新首钢已经实现了板材产品的全覆盖，应用于汽车、家电等重点行业的高端钢材已经全部生产，产品线大为丰富。

　　一个在北京做减法、在河北做加法的发展战略从此在首钢启动。如今，北京的产能已经减至零，但在河北，拥有曹妃甸京唐公司、迁钢和首秦公司的新首钢目前产能已经超过2000万吨。工艺装备世界一流，节能减排循环利用，高端产品全面覆盖，首钢通过战略的实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文/本报记者 张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