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频道3月13日电（记者吴婷婷 左昊畅）“‘四个全面’是互相关联的、一环套一环的。这既是目标，又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手段的工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一定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种方式，从改革中找红利。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现在中国各方面都在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那么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解读这“四个全面”？

    郑永年：我个人理解，这“四个全面”就是从要实现的目标，到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举措，这样一个序列。

    第一个全面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这是十七大、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就是中产阶层太小，还没有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要稳定，要可持续发展，中产阶层就要做大。小康社会的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产阶层或者中产阶级观，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另一方面，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更是经济上可持续的问题。前些年我们都在讨论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到了现在的人均GDP达到约7000美元的中等收入社会。而要达到把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十五年的时间保证6%至7%的增长，这段时间是尤其关键的，否则中国将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从东亚的历史经验看，要么是早些年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顺利从中等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要么就是已经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因此，摆在中国人前面的场景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要进入小康社会，把中产阶层做大。

    那么要做大中产阶级就需要通过改革，也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即第二个全面达到这个目标。近年来，中央层面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家从架构上来看，目标已经有了，也有了一个战略举措。

    第三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就更为清楚。依法治国既是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同时它也是一个手段，就是如何深化改革。我觉得深化改革主要通过依法治国的手段来做，而依法治国的手段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所强调的——关键的少数人。

    所以，这就牵涉到了第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因为无论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成功，“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关键的少数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当然我们现在不太强调“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但是先锋队这个本质是要强调的，先锋队就是关键的少数人，就是党内的这些精英。如果精英不能依法治国，法治不能适用于关键的少数人，不能适用于精英，不能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的话，那么中国的法治社会就很难建设起来。如果法治不能适用于精英，又会出现法不责众的情况。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最近我们一直在提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而且也多次提到要注重发展的质量，看中的是调结构、转型升级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郑永年：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最关键是市场要起主导作用，政府要起更好的作用，这是三中全会谈的改革方案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市场化、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就是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就是依法治国。

    我们要客观地了解中国的“新常态”。首先，“新常态”意味着中国不再追求两位数的高增长，并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所以从两位数的增长，经济下行到去年的7.4%，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样一个“新常态”意味着政府、企业和社会，各个经济角色都要调整他们的发展模式，调整它们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在已经实现了“新常态”。因为从十八大到现在也只有两年多，如果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今后的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6%到7%的增长，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但如果经济一旦下行到6%甚至5%，就不能说这是常态。所以，“新常态”是我们要去实现的一个目标，通过调整经济增长的方式，要实现的这样一个“新常态”。

    我观察到，有很多领导人认为现在的经济很正常，现在提倡“新常态”，经济发展便不重要，这种观点同样也会犯错误。所以我觉得，继续用以前的GDP主义，不考虑环境或人文，是会犯大错误的。但同样，如果盲目认为什么都不用做了，同样也会犯大的错误。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旧很大，因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比较难，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比较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如此大体量的经济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中国一定要通过内部的改制，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依法治国这种方式，从改革找红利，这是中国必须强调的一点。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正如您所说，现在一方面不能单方面追求GDP，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经济“新常态”。那么在您心目中，以制造业为例来说，您设想的“新形态”实现时，具体点说，是不是中国会出很多类似美国苹果那样的公司和产品呢？

    郑永年：中国的产业升级很重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产业装配总行，而不是以前总说的世界制造业的总行。因为很多的技术零件不属于中国的，是其它国家生产出来到中国接受组装的，所以很多产品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组装”。

    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制造，首先要有技术，随后要有产业，并且这个产业得是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我常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是，中国农民工成为美国的工人阶级，成为世界的工人阶级。当然中国也是有自己的技术的，比如产生像华为这样的技术公司。但是相对于中国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名牌企业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