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频道3月16日电（记者吴婷婷）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台、模式的快速创新，在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渠道的同时，也为监管带来的新的挑战。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计量金融学副教授白士泮在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专访时表示，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要在“控制系统性风险和抑制创新之间做出平衡”，做好投资者保护并监控中长期互联网金融对信用体系的影响。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提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并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面对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如何跟进？
白士泮：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正在通过互联网金融来倒逼传统行业改革，这是很好的现象。包括“互联网+”在内，我们看到，发展互联网金融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从监管角度来看，目前金融业的监管体系是大萧条之后发展起来的，其发展是一种反应模式，即当市场存在创新或压力时，新的监管方式会被创造出来。
我认为，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应关注三点。一是网络安全性和信息科技风险。目前金融市场呈现网络化发展特征，风险更容易扩散、放大，从而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目前信息科技风险已经成为互联网金融业主要的风险之一。 第二是消费者保护，没有好的保护机制，会破坏互联网金融的信任基础，扼杀金融创新。第三，中长期内互联网金融对信用体系的影响。如果互联网金融规模过大的话，将会挑战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所以，设置最低的谨慎性标准，对一些快速扩张的领域，例如P2P平台进行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较快，对待这一网络化金融创新，相应的监管模式是什么？
白士泮：目前新加坡的互联网金融业还在积极发展，出于审慎原则，监管部门还没有出台具体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条例。主要原因是目前互联网金融还在创新的高峰期，监管需要时间细致观察，不希望草草出台细节的方案，抑制创新。但是基本的监管还是非常必要的。目前针对众筹，P2P等平台，新加坡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些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的主要框架是：对于平台的操作者，若不涉及推荐和买卖金融产品，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操作者本身的财务实力，还有确保平台没有违规推销。监管希望把条例做的很简单，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的初期，保持创新的动力；对于涉及在平台推销金融产品的机构，则必须满足现有证券与期货法律的要求。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要有两大手段，一是牌照，二是资本要求。
投资者方面，新加坡监管部门的方法是限定投资者资格。只有受认证的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才能参与投资互联网金融产品。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从投资者主体来看，中国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主要持有者是普通的投资者，风险和相应的监管框架应该如何定义？
白士泮：在中国，由于小微企业、三农等群体从传统银行体系融资非常困难，互联网金融成为了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之一。所以在投资者层面，和其他国家不同，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中国是面向广大的普通投资者开放的。
我认为，在没有发生太多、太大的问题前，各类平台的基本管理要加强。例如，平台的操作者要了解在平台上运行的项目或借款人的资质和信用水平。这要求平台有一套合理的信用管理系统。在传统银行系统，有专业的评估人员和指标来评定，我担心，一些平台缺乏这样的系统，另一方面为了盲目扩大规模，忽视信用风险。
另外，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否则，违约事件的发生很容易造成信用的崩塌，将这一有效服务大众的普惠金融创新扼杀在襁褓之中。在新加坡，即便我们拥有相对严格的管理体系、准入标准以及投资者的限制，投资者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也曾经历过惨痛的教训，例如2008年的雷曼迷你债风波。
总体来说，针对互联网这一创新的形式，监管应该与时俱进，审慎操作，在不扼杀、抑制创新的同时，确保风险可控，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进一步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关于加强金融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您有什么看法？
白士泮：经济规模、国际贸易、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这些方面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果有某种原因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从我个人来看，很可能是金融市场的规模受限，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具有创新、复杂的金融工具，收敛性的金融中介机构与交易平台。当前中国的金融结构距此还有一定距离。IPO注册制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制度的改变只是开始，还需要大量其他的措施配合，包括投资者教育、企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央企效率、竞争力提高等，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这些条件，单纯鼓励企业发债、上市，还是会有很多问题。
另外，汇率和利率的改革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正在逐步推动改革的进程，我认为汇率的开放会走的稍快一些，利率市场化则是牵一发动全身，要格外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