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志》）、“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仍低乾隆八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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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高温津贴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 （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这大概是最早的高温津贴了吧。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当皇帝的乾封二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本报记者　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