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在新务工的人员大部分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但障碍的确存在。实际上，新加坡虽然也有70％的华人，但当地从英殖民地演进而来的社会文化，到精英阶层思维习惯，都与中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国籍工人以集体请病假的方式要求调薪的做法就显示了他们对新加坡法律的不熟悉和对当地处事方式的不适应。在SMRT工作的中国籍司机仅有10％加入工会，而这是一个与公司沟通相当重要的渠道。相比之下，在另一家公交公司新捷运工作的中国籍司机则有约90％加入工会。非法罢工事件中，中国籍司机因为担心出头者被惩罚，采取了集体参与协商的方式。

　　“谁也没想到最后会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坐牢。如果你知道是违法要坐牢的你还会这么干吗？我肯定不干。”史佳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的想法就是大不了回去，反正回去也不是没饭吃。”

　　而在纪昕看来，“大家都认为就是请个假而已，都有假条，怎么会想到坐牢呢？”

　　另一家公交公司新捷运不久前也曾发生司机争取更好待遇的事件，但持续时间较短，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也让中国籍司机误以为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辞职或被遣送回国，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工作条件远不如预期。

　　他们不了解的是，新加坡合法罢工的门槛很高。根据规定，工人合法罢工必须提前14天告知雇主，并且需要至少7名工友或7名工会组织代表签字，并且需要提交雇主经雇主签字，然后在工人工作所在的三个显眼地方张贴。否则即为非法罢工。

　　如果非法罢工罪名成立，意味着严厉的处罚。参与罢工的人可能面临的最高惩罚是2000新元（约合1万元人民币）罚款和12个月的监禁。

　　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间都没有过非法罢工的事件，当地人对此更是连想也不敢想。就连5个人以上的非法集会也极其罕见。

　　在这次罢工事件中，第一天有171人集体请病假，第二天也有88人缺勤。两天消极怠工，代价是5个人被提控，其中1人已经被判6周监禁。另有29人被遣返回国，其他的人也被警告。

　　法律薄弱造就弱势群体

　　新加坡人对于中国籍司机集体请病假的看法莫衷一是。一方面，不少人同情中国籍司机的遭遇，背井离乡的人因为人生地不熟触犯法律。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入乡要随俗，新加坡不得不依法办事。

　　在法官允许其中4名被捕的中国籍司机取保候审后，当地关注外籍劳工权益的人士出面保释了几名司机。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部分保释金实际上是SMRT的本地司机凑起来的。

　　据了解，中国籍司机提出的主要诉求是与马来西亚籍司机相同的加薪幅度。而SMRT在罢工事件之后一周的回复是“不会答应”。

　　新加坡政府通过劳、资、政府三方协商尽力确保工人的权益受到保障，不过，在这里，三方协商机制的隐含规定是工人如果实在不满，最后的选择是辞职。这对本地人不算什么。而外籍劳工由于准证和逗留期限的限制，加上已经缴纳的数万元人民币中介费，一般难以承担回乡的后果。

　　史佳到新加坡来的时候缴纳了2.8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这意味着，以他在新加坡每个月的收入，除去吃饭等一些基本的日常开销，需要至少半年才会赚回中介费。如果人力部等部门的调解不顺畅，他们也往往难以承担诉讼的费用。这样的处境也让他们成为最容易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群体。

　　史佳说，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中国籍司机因为罢工争取原本正当的权利而在新加坡被投入牢狱。

　　新加坡对中国来说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海外劳务市场。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6月底，官方统计在新劳务人员约8.57万人。实际上在新务工人员人数可能远超此数。

　　新加坡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中国籍工人以非理性乃至违法方式表达诉求的事件。就在12月6日，两名在中资公司工作的中国籍劳工爬上塔吊讨薪，被控上法庭。

　　可以说，新加坡主要是把外劳视为一项经济要素，但相应的权利保护存在薄弱之处，并因此而遭受外界诟病。（应采访对象要求皆使用化名）记者 陈济朋 发自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