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召开。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新华网专访。

　　新华网记者：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共产党的体制就是这样，一旦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党内达到共识以后，共产党的动员机制就非常强大。所以党内的共识很重要，党的路线很重要。

　　实际上，从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到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一路下来，共产党还是正如它的党章所说的，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党。中国以前在皇帝统治的时候讲天命，上天交给我的权力，要把这个权力用好。而共产党实际上它不能再叫天命了，它有的是使命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党如果和西方的政党去比较一下的话，就是不一样。中国的政党有很长远的目标，五年、十年规划等。像邓小平就是这样，包括毛泽东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他也是有目标、有追求的。

　　从邓小平开始，包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到现在的全面小康社会，共产党自己的党章其实也在不断修改。以前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后来提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些东西从江泽民开始是讲“三个代表”，代表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它还是一种有使命感的政党。而沿着它的使命感来发展，既有利于党本身的利益和发展，也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好像很新，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很传统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就是说你皇帝权力行使不好的话，老百姓是可以把你推翻的，你如果没有好好地履行你的天命的话，是可以把你这个皇帝推翻的。那么这一点东西共产党也是有的。以前毛泽东也是天天说革命可以七八年来一次，可以把领导者推翻。那么这一点客观地说，危机给它造成的印象就是说，如果我不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会很多，到处都是农民的抗议、城市居民抗议、上访等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还是有强烈的意识，认为这些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另一方面，前两年中国大规模地讨论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大家看到像泰国、菲律宾，像拉丁美洲，像非洲很多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不能逃避这个陷阱的话，确实整个国家都会很麻烦。而如果执政党不能带领这个国家从中等收入的社会跨越到高收入社会的话，那么执政党要继续执政会非常难。所以执政党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家提升一步。

　　从现在看来，我觉得公平地说，胡温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在他们的时代提出来，而新一届政府的目标会更加明确，执行力度会更强一些。

　　因为困难积累了很多，并不是说嘻嘻哈哈很软地就可以解决，确实需要很强势地把国家往前推进一步。中国的改革总是先容易后困难，早期改革比较好进行，越到后来改革的推动力要越强。

　　消费社会需要发展中小企业

　　新华网记者：现在经济改革的方向对大众的老百姓越来越有利，而且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民众把消费带动起来，其中也包括民营企业这方面。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和现状？

　　郑永年：从2002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间中国发展得很好。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以后，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当时的领导层可能有一个判断，就是推出了4万亿对付金融危机的措施很有效。但是所有这4万亿都投入到国有企业后，使得国有企业大规模扩张，大量地挤占了民营企业原有的发展空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变得不平衡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还是08年金融危机时投入的4万亿造成的。那么当前情况下，光是以前所提的要建立消费社会和出口社会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微小企业的失衡。你要进入消费社会的话就需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觉得目前北京政府已经意识到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