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改革

　　新华网记者：最近发生的银行“钱荒”和阿里巴巴的“余额宝”事件似乎已经透露出新政府进行金融改革的新动向，您认为这方面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

　　郑永年：“钱荒”问题现在外面的人不太了解，其实中国并不缺钱。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在前十来年中，主要依据朱镕基总理90年代中期实行的“抓大放小”策略。“抓大”就是重点组建国有企业，而“抓大”这个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金融系统，所以中国的银行越做越大。现在在世界上前100大的银行很多都是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很大。

　　大有大的好处，希望它大，原来的意义是说增加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但是它大了以后，大家发现它负面的效果越来越体现出来了。它并不是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地位而是处于垄断地位。中国的国有银行包括地方银行在中国的垄断更严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这几年发行货币量很大，而中央政府又不能说货币直接交给企业。因为大量的货币要通过大型的国有银行下放下去，所以国有银行就拿到了大量的钱，但这个钱不一定会送到真正需要钱的企业，比如中小型企业。

　　2008年以后温家宝总理下命令说，各个商业银行都要设立一个对口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做得很吃力，因为大型国有银行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你用大型国有银行去服务于中小企业，从经济上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银行会觉得很麻烦，它在经济上没有很大的动力。有的银行做一点是做做样子，应付一下中央的政策，说让我做，那我勉强做一点，但是它没有真正的动机去这么做。

　　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政策部门对银行的监管是不错的，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有很多的规定，但这些国有银行把不能做的放到它的非正式部门，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那部分去了。我们说的“影子银行”集中在像温州这样的民间机构，但是这个民间金融机构在中国还是没有发展起来，这几年真正发展起来是国有银行，它把大量的钱放到非正式的行业、非正式部门，然后它就学美国华尔街包装好很多金融产品、金融创新来弄。但是中国的监管远远不敌华尔街的监管，可能比华尔街还要自由。如果这样下去，肯定会产生一场金融危机，因为这一块是国有银行是一个角色，地方是一个角色，企业是一个角色，这么多角色会很麻烦，这是一个黑洞，大家都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次“钱荒”可以把它看成是改革的一个前奏，一个测试，要考验一下整个体系反映怎么样。李克强的初衷就是控制货币供应，促使银行把这块钱拉过来，我想他已经达到了预计的效果了，该放的就放，不该放的就不放。

　　但是，这只是一个改革的测试，更重要的是中国大型的国有银行有了钱，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还是得不到钱。所以关键还是要有新的体制出现，使得这些国有银行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而像马云的这个“余额宝”就出现了，我想下一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实际上，胡温的后期就已经同意温州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去先行先试，但这个民间金融机构，我们不能用狭义上的像温州这样的民间信贷去定义，像马云这样的也是先行者。

　　所以李克强说的两方面，一个就是体制改革，但国有银行这个体制要改革很难，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公务员是体制内成批的，背后是庞大的既得利益，要改革他们很难。那么实际上政府是转向了体制创新，创新就容易一点，创新就是在旧的体制之外培养新的体制，旧的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像马云这方面的的利益就是新的利益，当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以后，改革老的利益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改革老的利益需要承担成本，中央政府承担不了成本，这些成本可以由新的利益来承担。

　　实际上，这些思路也是邓小平的思路，邓小平当时的改革就是这样子改。城市跟农村两块改革，城市的既得利益很庞大，那么他先去改革农村。1984年城市体系改革开始，那时候要改革国有企业很困难，既得利益很大，国有企业里面内部分权一点也弄不动，那就国有企业外面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外资也好，万元户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后来，为什么朱镕基总理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就变成可能了呢？那个时候“抓大放小”就是中国搞民营化，几千万工人下岗。几千万工人下岗谁消化了呢？就是民营企业。

　　所以这样一个思路我是觉得李克强现在重新捡起来的话会非常有效，现在看来他也是在往这个方向上在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