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项威胁或许来自全球环境外部性。假设一些国家对碳排放征税，以求减少不利于全球环境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生产转移，那么这项政策目标就无法实现。届时，主张征收补偿性进口关税就会有充足的理由。这很有可能引发互相报复。

    另一项更严重的威胁来自高失业率、低增长率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全球化是导致最后一点的因素之一，尽管远非唯一因素。加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还有：技术、金融自由化和赢者通吃的市场。但这对自由贸易造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应该用一个更有效的全球货币机制来解决失衡。我们应通过全球协议来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我们应通过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从赢家到输家的财富再分配来解决低增长和不平等的问题。但这一切很可能不会发生，这意味着贸易可能面临压力。

    然而，我们还看到了来自贸易体系内部的威胁。多哈(Doha)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已死亡或昏迷。不管怎样，本轮谈判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人们对WTO的信心。尽管争端解决机制继续有效发挥着作用，但人们可能会揣测，一个无法实现进一步自由化的组织，是否仍将至关重要？另外，尽管商品贸易实现进一步自由化的空间有限，但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机会仍很大。

    替代选择是存在的：在双边和诸边基础上达成优惠的自由化。正如萨勃拉曼尼亚和凯斯勒的论文所指出的，全球30个最大出口国的约一半出口，流向其享受优惠待遇的贸易伙伴国。1990年至2010年，优惠贸易安排的数量从70个升至300个。然而，如今美国提出了“大型区域”协议：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其逻辑是，这是一种在志同道合的国家间实现更深层次一体化的方式。但这些计划还旨在将不断崛起的贸易超级大国——中国排除在外。这是有风险的：到头来它可能让贸易体系陷入割据状态。

    有没有出路？有。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单一（而非两项）的全球安排：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都可在准备好遵守约定规则的时候自由加入。尽管这样做有风险，但风险将被降至最低。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在WTO内部建立相关机制，设法把这样的大型协议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连接起来。

    此外，如果我们有可能在多哈回合谈判的某一个领域——或许是贸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宣告取得胜利，然后转向更重要的问题，那将有所裨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达成一项协议，不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设限。

    然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善其它领域的政策制定。贸易是一大成功。但只要金融危机、不平等、失业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更别提地缘政治冲突了）继续对我们的世界构成威胁，这种成功就必定是不牢靠的。正如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所领教的那样，自由贸易和投资不可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全球化若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在其他领域更有效地采取行动。

    *“贸易超级全球化及其未来”(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2013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