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是社会中间整体信任感的下降，医生、患者之间互相不信任，这是外部新情况。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现在对医疗的理解还存在一点偏差，总觉得我到医院就要看好，但实际上不一定都看得好。我看到国外一个材料，医生能够准确判断只有30%，所以在这中间医生会发生误诊，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确诊。所以医生要更加尽力，但是对患者来说也要理解，不能期望太高。这里面需要普及的教育，医生方面要很多努力，医院也要做很多努力，社会上要创造一种宽容的气氛。我们现在说社会暴力戾气太重，整个社会缺乏这种包容，也容不得别人，有时候也是容不得自己。另外，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程，看病贵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医疗费用整体在GDP的比重是不断上升，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新华网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那您认为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彭希哲：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城镇化时，过度从经济角度，从拉动内需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现在正在不断调整思路，包括智慧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间避免新的环境污染，避免不切实际的投资，这就会把城镇化问题越来越当成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包括人的城镇化，包括人的行为的城镇化，包括整体经济的城镇化。

    城镇化我们谈论比较多的就是怎么让农民更好的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这是两块：一块是和农民的土地有关系。中国以前是卖地，把农民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在卖地过程中形成很多资本，可以用于投资，可以做很多事情。怎么让农民原来拥有土地，现在把土地转让以后怎么能够继续分享一部分发展带来的成果。原来是农业用地可能不值得这么多钱，只是转变作用以后，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其他社会发展，由于外部的影响使得土地增值，这些钱不是全部由农民所有，但是农民要分享一些成果，比如土地入股，我想三中全会以后可能会继续推进这块东西，不是说农民土地没有了就变成失地农民了，而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得到收益。

    还有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一直在批判户籍，觉得就是因为户籍造成了城乡分割，但实际上我自己一直这么认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把户籍有点“妖魔化”，觉得户口取消了我们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这个想法也不切实际。我们现在发现，农民和城里人最大的利益区别就是养老金也好、医保也好，最后比如公租房、廉租房，也包括低保，实际上到现在，如果在上海，上海本地任何外来人口的福利中间的区别就是外来人口不能拿低保，外来人口不能在上海高考，外来人口不能申请上海的住房，除此以外，其他都一样。所以在户籍改革中间更多的是分离式、剥离式的改革，把以前依附在户籍上的很多福利分离出来，即使不动户籍本身，原来所谓的二元结构也就解决了。

    过去的户籍制度改革，把户籍都取消，那最后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其他制度没有变，现在如果把户籍制度改革，那高考怎么办？那就要把高考制度改革，全国通考或者全国高中毕业考试，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但只要有分省录取，那现在的户籍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养老金更多的是你有劳动、有工作合同就可以参加，不管你有没有户口，而医保也是这样。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更多的是把它负载在上面的福利剥离，剥离的越彻底，户籍就能越回到它原来的功能，就是登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