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对银行业的规范整合有哪些建议？

    许茵妮：效率最高的银行收购和重组效率低下的银行。一些国有银行也许不得不被分割，政府可能会接管坏的那部分，而好的那部分可能会放在市场上发售。所以，你也许会得到合作伙伴。在利率实现自由化，在利率能自由地通过银行市场决定之前，银行业需要得到清理。这个过程将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政府部门现在正在着手进行微调，慢慢地消除壁垒，但是他们不能敞开大门，因为那样会头破血流。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我认为财富管理部分将是他们解决部分问题的好方法，因为财富管理不需要需求者太担心利率风险，需求者可以不断寻求财富管理或者投资产品，而不是寻找一个储蓄和贷款，而那样首先需要更多的改革措施到位。

    记者：您对中国政府允许设立更多民营银行的新政策什么看法？

    许茵妮：民营银行业务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里我结合我所研究的家族企业来说明这个问题。通过民营银行，企业从私人储户那里获得资金，然后将私人储蓄金重新部署到本土企业上去。而我发现家族企业之间喜欢相互合作，许多新加坡本土企业对派遣他们的下一代去海外与其它地区的家族企业合作十分感兴趣。这样拥有全球业务的民营银行，尤其是允许在中国开放业务，能将中国的民营企业与更多国外的私有企业连接在一起。这样企业们可以同时获得储蓄金和家族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以及高资产净值。

    记者：总的来看，您认为中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存在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许茵妮：中国目前还没有期货和期权。金融发展的挑战之一是人们需要去分散他们的风险。他们需要去对冲风险，以中国目前而言，人民币和人民币投资产品的风险是不能转换，因为并没有合适的人来转移风险，没有相关交易所或相关机构去接管风险。最重要的的金融创新是中国不仅需要公开上市交易所，也需要衍生品交易所，这也是上海的下一个目标。

    现在上海自由贸易区，鼓励个人和机构进去，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你企业对冲风险的参与者。目前衍生品市场并不发达，在没有地方转移风险的前提下，人们怎会还敢承担人民币和中国风险呢？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做的就是除了发展银行业，还需要发展中国的交易所。中国也不仅仅是在银行和公司之间寻找场外衍生品，更应在可交易期货和期权的交易所中。这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许多有才学的人都是来自重点大学，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知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知识用在实践中，因为目前没有这样的交易所。这样的目标，只有当新一代的学者踏入行业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才会实现。

    记者：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您认为这一目标何时能否实现？

    许茵妮：改革是永远都在进行当中的。回望中国目前的技术以及人才发展程度，我认为未来三年是中国进行制度改革、构建良好制度的关键时期，只有把制度完善好，才能保证中国未来有高质量的发展。改革需要时间，改革就像就像在行驶一艘大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引导。当你转向之后，你便会设置目标和行动，而转向本身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目标也会不断移动。世界是变动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固定不变的。达成目标需要具备信心，也必须有一些灵活性。

    三年的改革，我希望中国两年就能完成，然后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多参与和开放的中国，能够尊重并且理解制度化的做事方式。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肯定会是一个大合作伙伴，但我们希望中国是又好又可靠的参与者，这也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认为许多中国领导人和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都想成为强大而可靠的参与者，想有更多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不是靠走捷径，或者靠廉价劳动力，而是通过高素质的工人与创新。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守纪律是很重要的，而且中国也很明白，这需要“练”。例如，中国想要成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重要一员，就必须尊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法律，而且在进入全球市场前必须增强实力，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不要去对抗比你强大的。中国更应该与东南亚国家、与新加坡加强合作关系，虽然我们都是小国家，但是我们深切明白到如果没有创造价值，我们无法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对人才与产业进行增值，明白作为国际市场的一名参与者将会面临的挑战，一切都看清楚了，再向着目标进发。我认为这些中国都可以做到，相信三到五年之后中国会出现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