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专访

    记者：关于您说到的这些组织机构适合在市场上发展，能否请您拿明代军户家族做一个例子，谈一谈他们是如何在海上贸易中发挥自己的优势的？

    宋怡明：有一个很基本的观点就是看谁比较靠近政府。军户靠近政府就比较容易通过与政府的关系来“套利”，利用与海军的关系来走私。例如，有一个海盗是军户的亲戚，他知道海军什么时候去巡游，等海军没有去巡游的时候，他就下海，这对海盗是非常有利的事情，他知道内部秘密，所以就不会被抓。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这些军户在跟政府处理关系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策略。按照您刚才提出的“文化流传变化”的观点，这些策略跟现代市场策略相比有哪些改变？

    宋怡明：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策略和现代市场的策略有非常多的相通之处。比如我看明代商户的族谱，很多军户也会用“合同”两个字，并且抄写在族谱里面，内容也非常像我们现在的合同。他们还会很客气地申明，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样做的，但是我们为了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就写了这么一个合同，大家都要按照现在这个合同负起责任。这非常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情形。

    除了合同以外，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军户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制定策略，与政府互动。明代合同里面经常提到军户如何按照对政府的义务，估量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交多少税。这就和每年4月初我们在美国要交税的情况一样，我们会跟会计约好一个时间，预测明年的税费。又比如明代军户会制定策略，商量到底什么时候让家人去当兵。甚至有军户很早就把他们服兵役的义务货币化了。例如有一个家族要买一块土地，他们把这块土地租给别人，然后拿租金来雇人去当兵，这个就是把劳役货币化的一个手段。这都是很现代化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