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么从经商风格来看，今天的中国东南部以及东南亚华侨华商与明代军户相比，有哪些特色？

    宋怡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是现在中国一些商人的做法跟明代军户是一模一样的。商人跟政府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有共同利益。另一种是听从国家安排的政策和制度。可为什么500年前的策略跟今天中国商人的策略仍旧有能相通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延续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第二是东南亚华侨的经商策略多多少少是跟他们从中国带来的一些组织有关。比如同乡会或者其它会馆都跟中国文化是有关的，而这种组织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起到很大作用。而且因为他们势力庞大，与政府的关系也更近。现在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额仅次于香港，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二，推测其原因，除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外，新加坡当地的华人组织（商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从您刚才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详细分析看来，您除了研究中国历史，同时也相当关注中国现在的发展变化。作为已与中国磨合了三十多年的西方学者，您对中国的认识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

    宋怡明：其实我是越来越读不懂中国了。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多元化。不管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多元化都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我刚开始学中文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是很相似的，到哪里都差不了多少。但再过了三十年，有些人依旧担心温饱，有些人想的是去新西兰旅游拿不到签证怎么办，这样的生存状态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当然除了中国的变化，我自己也在变化。我刚开始去中国的时候，听到什么就接受什么，但是现在我对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客观，我是从一个批判的视角客观地去研究它。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它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且我意识到这也跟我自己面临的问题日趋相关。我小的时候，爸爸会担心我怎么谋生，而现在轮到我来担心我的孩子怎么谋生的时候，我要把中国的问题考虑进去。因为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全球未来的发展都和中国有关。

    举个例子，以前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很小的桌子，所有跟中国有关的资料都会集中在这个小桌子上，而现在国务院每个桌子都有研究中国的专家。我要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去考虑我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