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是“三联”元老级人物。

　　三联韬奋书店通宵不打烊。

　　离开《读书》，沈昌文的见识、眼光和幽默仍然为出版界所关注倾听沈先生的人生经历，会暂时忘却世界，回到心底深处的净土。

　　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

　　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

　　近日京城文化地标之一的三联韬奋书店试水不打烊，24小时接待爱书人引发读者关注。

　　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在京城文化界亦享有“不打烊”的美誉，八十高龄依然活跃在文化界，接受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的访谈时，沈昌文说，自己从念小学开始，就处于人性扭曲的环境之中，“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

　　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八十沈公

　　“学啥都看将来能不能用于谋生”

　　吴怀尧：说到三联书店，说到《读书》杂志，说到沈昌文，很多读书人会油然而生亲切感，接受媒体采访时，你常用“吃喝玩乐”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想知道，面对当下各种触目惊心的食品问题，你是吃心不改呢还是心有余悸？

　　沈昌文：我很大胆，我喜欢去小饭馆，用恶心的话说就是脏兮兮的小饭馆，都在这（美术馆东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附近。我每天要做的事，跟朋友聊天、交往过半都是在饭桌上，如果大家很熟，就在附近找个小饭馆，不是太熟悉的，就去像样些的地方。

　　吴怀尧：平时你和朋友们主要聊些什么？

　　沈昌文：找我的朋友非常多，大部分来自海外，要谈的无非是内地的各种新情况，或者是思想界、文化界的各种倾向。这种闲谈，在饭桌上显然比较合适。我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没有谁委托我组织写稿，出版作品。如果有的话，我就牵线搭桥，我绝对不管所谓的业务，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不能再管这些事情。

　　吴怀尧：你长在上海，现在还会经常回去看看吗？

　　沈昌文：我妈妈是宁波人，我又在宁波人开的商店里打了六年工。现在年纪大了，哪里都不怎么去，家里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我家人都不住上海，我太太是北京人，而且是蒙古族。

　　吴怀尧：你是1962年1月结婚的，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金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沈昌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的方式很简单，是支部书记介绍的。我们的支部书记生病，去医院里看病，病好后就把女医生介绍给我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原来是做校对，当时我看上了一个翻译的女同志。我们那里的优秀女士都跟我讲，你要追求，可我没时间追求，我要翻译。俄文我最厉害了，我是在上海淮海路学的俄语，都是夜校，我在北京也上夜校。

　　吴怀尧：自我教育和上进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沈昌文：我自学的缺点是不注意文化积累，只注意谋生，学什么我就看将来能不能用于谋生。我没有资产，也没有背景，我父亲是很有钱的家庭，行为端正，可是他抽大烟，把家产全抽光，他死了以后，房子卖掉抵债。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只有三岁，我连他的容貌都不记得了。我十多岁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就住在上海人所谓的城户临时建筑。

　　本期上榜名家

　　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知名文化人

　　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拥有50年出版经历的出版家，江湖人称“沈公”。个人主要著作有《八十溯往》《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等。

　　三联往事

　　“那时从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

　　吴怀尧：从1945年到1951年，你一共当了六年学徒，白天伺候八方来客，晚上去夜校进修，后来考取了新闻专科学。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你应该是当记者，最后怎么阴差阳错上了出版这条船？

　　沈昌文：在第一学期，我的采访学的成绩是五十分。六十分及格，我真是丢人啊。我的摄影课、电影课成绩都很好，可是正经的新闻课都没有学好。我没有学好语文，只是念熟了《古文观止》。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报名的条件是要有大学一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刚好够了。可是他们没有要我，我估计是我太诚恳了，写了真实心情，说我以前是个学徒，如何喜欢三联书店，想去为它工作。

　　吴怀尧：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1980年3月，你被调到《读书》杂志编辑部，后来你又如何做了主编？

　　沈昌文：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人民出版社，去陈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的顶头上司范用把我留下了，他说陈原现在还管着《读书》杂志，你就去《读书》吧，就这样，我到《读书》当了编辑室主任。后来又变成执行副主编了。

　　吴怀尧：你在职的十年，堪称《读书》杂志的黄金时代，它成为文化界的标杆性读物。知名博主和菜头说，“三联书店在你手下时，是那种值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下来鞠一躬再走的所在。”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读书》当年为什么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沈昌文：它刚刚问世，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众多老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读书》的主张是陈原老总主张的，我觉得很受教益：要有思想性，可是绝对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他认为文章要短，不能超过三千字，后来我接手后改为不能超过五千字。

　　大家说当年的《读书》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当年形势有利，大门忽然敞开，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得到讲话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操心发行量和盈利问题。

　　吴怀尧：现在的很多刊物都会发些软文广告，《读书》当时有没有类似的情形？

　　沈昌文：说一句老实话，我们编《读书》的时候绝对不是完美主义者，有的时候，上面打招呼的文章，或者是什么局长的夫人、老爷子这这那那，想在我们这里风雅一下，我们抵挡不住，这样的任务文章也是要发的，不可能苛求每一篇都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