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3年中国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我们看到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更多是集中在东部地区，集中在金融、贸易、还有房地产这些领域。新加坡企业有没有考虑到参与中国下一步的农业开发，还有比如西部的开发？

    陈庆文：我觉得在农业这方面，新加坡并不是十分擅长，因为新加坡并没有农业经济。但我知道新加坡正在试图深入了解中国农业，这是为了新加坡的食品安全考虑的。因为新加坡的蔬菜、肉类以及水果来源非常多样，如果一个国家农业受到影响，新加坡政府必须保证新加坡能够从其他国家获得丰富的食品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未来，一些新加坡企业会对中国农业进行一些投资，这是扩大新加坡食品来源的一步。

    新加坡会进入中国西部地区，比如说新疆，因为政府会发现沿海城市的机遇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激烈的竞争，边际利润会变得非常小。所以我想投资者都有往西部进发的趋势，因为那些都是未开发的市场，先来的投资者有可能占据先机。但对新加坡来说面临挑战，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对于进入新的领域，新加坡商人总是会异常小心。政府正在带头，带领商团和省级政府商谈，但最终目标还是想进入私营企业领域。这些都是有希望能在像天津、青岛这些城市实现的。北京和上海的市场已经相当饱和了，到其它城市进行投资可能会找到更多机遇。对于新加坡企业来说，往中国西部或内陆进发，意味着可以发掘到人们对于高质量产品以及服务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正是新加坡企业可以满足的。

    记者：今天会上有种观点，中国南方某些省市出现了“用工荒”，是因为培养的大学生很多，但是培训的高级技术工人特别少。新加坡在精英教育方面处于世界前列，但是在劳动力密集的岗位上，例如司机、餐饮服务等行业里面面临人手短缺。在这方面，新加坡如何解决问题？

    陈庆文：我认为有两个解决方法。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新加坡有如餐饮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种产业需要劳动力，但问题是需要人手的同时，雇主要懂得如何有效率地工作，如何在有限的工作时间中，获得更多的产出。生产力并不仅仅代表工作速度快，它同时还代表员工拥有多种技能，能进行多项工作。服务员可以做收银员的工作，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去帮厨。另外一方面是技术。我知道在这其中也有一些限制。有些新加坡人尝试发明一个炒饭机器人，但机器其实并没人想象的那么全能。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人们想要首先使用机器完成一些工作，然后再使用人力去完善。

    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就只有两样，提高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但我相信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心态。如果中国企业还是认为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其投资科技还不如继续使用劳动力，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这个同样是新加坡需要面临的难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都十分依赖廉价的外国劳工，现在新加坡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外来劳工与本地人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新加坡政府尝试减少外来劳工的数量。但很多新加坡企业对廉价劳动力过于依赖，调整、转型需要一定时间。

    如果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完全可以把技术买断，或者专门找工程师咨询，量身订造一套适合的技术。而对于生产力而言，员工可以受训，但最关键的还是调整心态。企业必须让员工明白，提高生产力意味着更高的薪水，更多的技能。这样才可以让一个普通员工都能下决心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完成更多的工作。政府必须让企业明白，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投入，而不是人手投入。

    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但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很快就会进入拐点，人口数量开始下降。这有可能导致中国成为首个在实现国家富裕前就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企业应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劳动力以及生产力问题，而且中国如果想持续繁荣，政府和企业的心态就需要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