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交媒体乘势而起，成为全世界网民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然而，社交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在给人们提供方便快捷的分享平台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在社交网络上有人发表不负责任言论，谩骂、贬损、欺侮他人，甚至宣扬恐怖主义的活动比比皆是。鉴于此，多国通过法律行政和商业监管等手段，力图加强管控社交媒体。
到新加坡观光旅游，在游人如织的唐人街“牛车水”，您很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句话：“Singapore is a fine city”。在售卖旅游商品的店铺里，到处挂着印有这句话的纪念文化衫，还有一些钥匙扣和印章的小纪念品上也有类似的文字。
从字面上讲，这句话像是在说“新加坡是一座极好的城市”，其实这是普通的一句话，为何要印在纪念衫上呢？
如果问一问周围的新加坡人，他们定然先会心一笑，然后解释说：这是一语双关，因为“fine”也有罚款的意思。这句话也是在自嘲，在新加坡，因为法律条款覆盖面极其广泛，事无巨细，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一不小心就触犯了什么条例，会遭到罚款。打个比方，如果您在社区的有棚走廊抽烟，就违反禁烟条例，可能面临200新元罚款，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有意思的事情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延伸到对互联网方面的管理，却有一套不同的思路。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由2003年成立的新加坡传媒发展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简称MDA)管辖。传媒发展局有两大主要职责，一是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管理和规制，确保青少年远离不适宜内容，维护社会道德标准，鼓励行业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实施良好的产业政策，提供好的环境，鼓励创新，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根据传媒发展局官网的政策总述，传媒发展局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清简”式的柔性管理方式，尽可能减低对互联网内容和使用的干预，使得互联网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新加坡的社会媒体渗透率和使用率非常高，主要流行的是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LinkedIn以及Pinterest 等网站，根据新加坡本地报纸《Today》的报道，新加坡网民社会媒体的渗透率在2014年1月就达到59%，在社会媒体用户数量庞大的24个国家排名中第二，远远高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在手机即时通讯市场，WhatsApp, Line以及微信等，都有十分广泛的用户。针对如此庞大数量的社交媒体用户，新加坡并没有专门针对社交媒体服务商和社交媒体用户制定或者颁布法律条款。
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新加坡的《互联网运行准则》(Internet Code of Practice)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服务商，不论是新闻内容网站，还是社交媒体网站，都应统一遵循《互联网运行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运行准则》中关于互联网内容的说明，大致将互联网服务商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制作和上传内容的网站，比如新闻门户，这类网站能够自己控制自身平台上的内容。这些服务商需要在上传内容之前考量内容是否符合新加坡政府关于信息传播的相关条款;对于已经存在网络的文章，要按照政府的指示进行删除和屏蔽。第二类是对自身网站或者平台内容无法控制的网站，针对这些网站，部分关于信息管制和传播的条款不适用。比如Facebook，Twitter等，大部分社交媒体网站，只是信息传播的平台，基本上是“用户生产内容”，这些网站不必预先监视或者审查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有不适宜言论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服务商只需按照免责条例配合政府进行处理。
对于社交媒体网站的用户个人或者企业而言，社交媒体上的不当言论，依据现有法律，基本上都有法可依。新加坡的网络、手机、后台均采取实名注册制。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煽动法》以及有关种族问题的规定等，适用于个人在社交网络上的发言。比如最近，33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鄞义林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一系列质疑新加坡政府不正当使用公民公积金的文章，遭到了李显龙总理的“诽谤”起诉。李显龙指控鄞义林影射李总理身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局主席，失信于新加坡国人，要求鄞义林删除文章，公开致歉并要求诽谤损害赔偿。这里且不论鄞义林和新加坡总理孰是孰非，只是说明，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新加坡基本都有可以依据和参考的法规规范来对公民言论做出衡量，进行管理。
对于手机即时通信软件而言，新加坡的市场状况和中国具有一定区别。微信新加坡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用户，但是尚未成为主流，而其他流行的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大部分则不具备微信的公共账号功能。所以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在新加坡还不具有太强烈的公共平台属性。
从法律层面来讲，总体上新加坡政府尽量避免干涉互联网包括社会媒体网站的行业发展;在对社会媒体的使用上，依靠已有的关于公民行为的法律准则，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和使用进行管理。
新加坡从多方面着手加强网络健康，成立行政组织，广泛听取社会意见。面对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转变，新加坡政府2012年8月成立了媒体通识理事会(Media Literacy Council)。媒体通识理事会一方面极力推广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健康使用教育，引导公众对网络媒体的认知;另一方面协助政府推出适宜产业发展的政策。21位理事会成员都是来自商界、社交媒体从业者、教育界和社区组织的代表，他们主要负责使用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咨询媒体从业人员、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社区等主要利益相关者，了解他们的关注点和诉求。2014年7月，新加坡媒体通识理事会就与Facebook合作，推出了一份面向本地青年的社交媒体手册——“分享前三思”(Think Before You Share)，旨在让青少年了解如何更安全且负责地使用社交网络，避免所分享信息中的不当内容给自己或者他人带来伤害。
在社会舆论的引导方面，新加坡政府积极引导、国家为先，避免冲突、种族和谐等社会价值观。由于新加坡多种族社会的复杂性，种族言论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2012年10月，新加坡职总会员部(NTUC Membership)的女性管理人员张爱美(Amy Cheong)在个人的Facebook页面留言，抱怨楼下的马来族人婚礼庆祝持续数天，噪音嘈杂，并声称此类结婚仪式50新元就能办妥，便宜的婚庆仪式是新加坡离婚率高的主要原因。结果就是这样一条发言在新加坡社会媒体上被疯狂转发，引起轩然大波，公众对她的种族歧视言论非常愤怒，导致她第二日即遭公司开除，最后不得不远走澳大利亚暂避风头。职总会员部作为政府下属企业，在事情发生后，向公众致歉，并表示对种族歧视言论零容忍。
从商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于互联网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政府采取一贯积极的方式，极力为国际大公司比如Facebook等，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投资发展环境，同时也为本地创业者积极提供政策支持。新加坡政府采取务实的态度，自身也积极融入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产业的变革，在多个社交网络平台都设有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账号，与民众进行互动和沟通。
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建立，倡导行业自律，遵守行业规范。新加坡十分重视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同时利用教育资源，成立志愿者组织，对家长进行教育辅导，促使他们能够对孩子在互联网的活动以及使用时间等进行更好的调节和引导。（叶依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