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加坡对社交媒体管理的宽与严
在网络已经全面渗透进社会活动空间的e时代，社交媒体也成了人们平时沟通，获取信息，表达看法的一个最主要平台。中国近日发布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作为当下最盛行的网络社交工具之一—微信，首当其冲被认为会收到较大影响，因此该条例也被广为流传为“微信十条”。
网络监管问题一直是各国不断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一些亚洲国家。管得太松，会对社会稳定，舆论导向甚至国家的安全带来隐患甚至损害;管得太严，又给大量需要网络自由度的网民带来不变，也使当局的民主形象受到影响，进一步导致西方国家就“人权”问题对其进行谴责或干涉。中国“微信十条”的出台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眼下微信风头正劲，各种不实信息被大量转发，甚至是带有诽谤意味的谣言也被广泛传播;再者，由于微信覆盖面广，门槛低，让小生意者从中看到谋利空间，将之演变成宣传产品，公布购买信息的低廉商业平台。三年前席卷中国社交网络的微博，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和中国一样，新加坡也有人们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工具，比如facebook 或者twitter 之类的。那么，新加坡社会有没有这些滥用网络资源的现象？而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作为全球网络占有率和使用率人均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对电子网络一体化的发展十分重视。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的应用，都已深入百姓生活当中，为日常社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的运用，大多数新加坡民众依靠它来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传达感情。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非常善用社交媒体平台来体察民情。有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政府各部门及官员建有网站300多个、facebook账号200多个、YOUTUBE账号100多个。作为国家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开设的公开认证账户，每发一次信息，就有近3000-6000的跟帖或“赞”。当局对时政的态度，对遇难者的悼念、慰问，或是对民众意见的反馈，甚至总理出访的一些逸闻趣事，都在李显龙总理的facebook主页上有所体现。facebook俨然站在了新加坡实时动态的最前线。更有甚者，曾经就一中国留学生在facebook上“辱骂”当地人的事件，新加坡人展开了激烈争论，排外情绪一度升温，当事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通过总理在facebook上的发言，才“调和”了大家的情绪，排外思想也得到了缓解。
由此可见，从民间普通百姓到精英人士到管理阶层，新加坡社会对社交媒体都非常依赖。这一方面有赖于当局对社交媒体的推广和重视，以及电子网络一体化设备在新加坡得到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媒体的严格监管，依法管理，从严处罚，从另一个角度保障了新加坡网络空间的正常化。
早前媒体对新加坡的网络监管制度就做过许多类似的相关报道。在1996年，新加坡颁布了《广播法》和《互联网操作规则》，对主体分类、审查责任以及政府配合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第一款特别惹人注意：禁止播发“有违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国家和谐以及新加坡法律所禁止的其他内容”。这两部法规也为后来新加坡互联网的管理包括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管理打下了基础。
新加坡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可以这样形容：有一定宽容度，但一旦违规便面临严惩。也就说，踩在灰色地带或是出界一点，当局或许会容忍;但是一旦踩了底线，便会依法严惩。那么，什么内容会触及底线呢？
1、有损社会治安稳定 和国家安全的言论;
2、破坏种族和谐，损害宗教自由、种族平等的言论;
3 、恶意损害领导人形象的内容;
4 、发布色情暴力污秽的内容。
关于第四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会施以严厉的处罚外，新加坡政府联合监护人也主动出击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安全。1999年新加坡成立了志愿者组织互联网家长顾问组，由政府出资举办培训班，鼓励家长指导孩子正确使用互联网，家长也欣然积极配合，这一道政府、家长合力建起的屏障帮助未成年人的网络世界净化了不少。
除了这几点外，其他的抱怨、投诉或者不满情绪的宣泄，都是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比如地铁发生故障问题，影响了民众出行，这样的投诉不仅不会视为底线，而且会被当局采纳，接受意见并作出合理解释。
在商业广告问题方面，新加坡民众所用的网络工具与该公司的规定密切相关，还是以facebook为例，如果要推送广告文，则需要产生相应的费用，加之新加坡民众对网络文化达成了普遍共识，将个人账户用作宣传商业信息平台的例子还并不多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相比其他国家，新加坡人口较少，范围集中，管理也更直接有效，法规条例一旦出台，鲜少有人对此置若罔闻，行事会更加谨慎。但另一方面，虽然新加坡向来以“法治”、“铁腕”风格著称，但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却并非那么不近人情，留一些余地和空间给网民们，掌握好这中间的尺度同时，也积极利用这一管道与民众沟通，这是新加坡针对自己的国情制订出的相应对策，但或许对中国当下的社交媒体管理也能带来一些启示。（刘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