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刘太格博士在2014“连氏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题为“略谈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主题演讲。新华网记者 郭小天 摄
新华网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 徐倩 吴磊）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徙和农民工进城造就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与之而来的大城市病就像富贵病一般长期困扰着城市。如何让大中小城市共同实施“卫星镇”规划解决大城市病，为什么规划要解决长久需求而非眼前所能？中新第三个政府间西部项目的推进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对于人口分布、规划实施有哪些助推作用？素有“新加坡规划之父”美誉的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博士，在近期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连瀛洲纪念奖学金项目主办的2014北京“连氏中国发展论坛”上，再次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
中国西部规划得当 全国人口分布受益
新华网：中新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将着眼于中国西部城市。与两国之前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比较，您对中国西部城市的设计、规划发展，持怎样的看法？
刘太格：我知道中国政府在推动西部城市建设，我现在正在做西安的规划。从纯粹的规划角度来讲，西部城市的规划与东部沿海城市，手法并无不同。城市规划师相当于一名城市医生，城市相当于病人，无论病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治疗的医学原理是一样的。中国西部过去开发较慢，现在政府大力推动开发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有一个西咸开发计划，我们是配合这个政策来做西安的规划。从规划的角度来说，希望中国的人口不要不断涌向东部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城市开发的的好，城市规划得当，这对整个国家的人口分布一定会带来好处。
新华网：之前有与会嘉宾提到，美国的发展是东西贯通的，中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发展，西部人口涌入经济更发达的东部地区。相信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持续贯彻，西部有产业支撑的话，就会像您说的实现人口均衡分布。
刘太格：沿海城市有几个优势：一个就是开发早，经济实力较强；二个是与国际沟通更多，不单是交通、经济方面，人的思维也比较国际化。我是更希望中国中部、西部的开发能够更加完善，把人口留在当地。我这次去西安，没有想到西安的河道这么丰富，我不是水利专家，但是我想如果河道的河水能用闸拦下来，为西部提供供水资源：一是提供人的饮用水，二是提供农业用水，可能这项工作需要尽快找专家来研究。
卫星镇破解城市规划难题 法制化有效推动规划实施
新华网：去年采访您时，您提出解决北上广深等“超级大城市”的规划难题，是将他们每个城市划分为七、八个比较健康成熟的“卫星城”。今年，您对这个观点还有什么修正，或者补充？
刘太格：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的规划理念是不断修正的，是经过多年思考的。从二战至今，城市规划的整体风格、理念就是城市里面规划“卫星镇”。但那时候的大城市，充其量不过四五百万人口，现在是两三千万人口。这种理念过去曾是一个年轻男孩，现在他已是80岁老头。如果说它是曾祖父，下面还要有祖父、父母，还有孩子，一层一层的管着。最底层就好像孩子，就是“卫星镇”；上面就是若干个“卫星镇”组合成的片区，片区就是父母；若干片区上面就是城市。其实新加坡这个小地方，我们分成五个片区，每个片区再分成大致四至六个卫星镇。
可是新加坡的人口充其量也就500多万，要如何解决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问题？那就是要在卫星镇、片区、城市之上拥有若干个城市。比如上海，我认为可以有5、6个城市结合在一起。可能其中一个城市级别最高，是曾祖父，其他就是底下的兄弟。如果让一个超大城市下面直属的是“卫星镇”，这就是“摊大饼”了，“摊大饼”的弊病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新华网：您曾说做好城市规划，中国的客观条件非常好。您说的客观优势是指什么？新加坡当年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今天的北京已经高楼林立，土地稀缺，出现了一些“城市病”。北京今天的规划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
刘太格：我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希望，不过越早把工作做好，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就好像一个人，若是刚开始觉得喉咙有点痛，赶快去吃止痛药解决了。但如果等到肺已经肿了，你才去治疗，我认为就要找高手治疗了。我的建议北京尽快采纳“卫星镇”的方式，尽量把规划做出来，逐步地改善，新的开发就按合理的方式去做。
我说的中国的客观条件好，第一，全中国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开发。现在还有些国家下不了决心，是不是该重视开发，这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第二，中国是重视规划的。中国很多城市花在规划上的钱很多，就是好的方案太少了。用同样的钱用心去做好的方案，效果会截然不同。甚至用比较少的钱用心去做好的方案，不但省钱、效果也好。第三，中国负责城市规划开发的体系是完善的。国家有建设部、省有建设厅、市长底下有专管城建的副市长，还有规划局等等，整个行政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我曾经去过一些地方，花了一个星期和他们讨论新加坡的公共住宅。我说和你们这么多人讲，到底哪个机构主要负责，他们自己也闹不清楚。中国现在缺的就是把规划方案做好，然后依靠法治推动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