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小城市共同规划 长久需要替代眼前能做
新华网：现在在中国“小城镇留不住人，大城市人满为患”。因为农民工都愿意去大城市打工，但有关专家做调查发现，愿意去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其实最愿意回到小城镇，特别是县级城镇落户，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让农民在中小城镇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市民，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是新型城镇化未来的方向。你对中国中小城镇未来的城市规划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刘太格：首先，我非常欣赏中国“新型城镇化”这个理念。过去，中国偏重大城市，现在是大中小并重。我很同意和赞赏中国专家的话，不要把所有的资源、注意力和人才都放到大城市，要大中小同时研究。
要补充一点的是，中国的中小城市过去交通不方便，人口没那么多，当地的传统建筑未受其他传统建筑或者是外来洋建筑的影响，传统味道比大城市要浓郁很多，这些传统建筑都需要特别保护起来。在新加坡有红屋顶的地方都是古迹，我们的古迹有100多年了，当然你们的是上千年，我们当做宝贝来对待，这些古迹是永久性的保留，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拆掉的。
我为什么提出城市的“族群”？如果大城市需要曾祖父、祖父，那中等城市可能只有父亲和孩子。父亲主要承担中等城市人口能支撑的配套，尽量做得齐全。小城市如果是个青少年，只能够支撑小城市的配套。如果能注意把中型城市的配套尽量提升，当然不是一昼一夜之间，小城市也尽量的提升，那么将来小城市的居民如果小城市的配套满足不了，比如只有中学，没有大学，不一定要到大城市，可以到中城市；如果中城市没有博士学位，再到大城市去；还有比如买商品，一般的小皮包小城市都有，稍微讲究的到中城市去买，如果说要买世界名牌，只好到大城市。所以我希望把大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敲定，就按这个规模尽量配套齐全，配套包括就业岗位、住宅供应，这样他们就没必要去大城市。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有机会的话，在中国国内找一个大、一个中、一个小城市，我来配合你们把这个规划理念贯彻的做下去，来证明中国客观条件非常好，只要理念正确是可以把大中小城市做到国际化水平的。做这件事可能需要15年的时间，我认为对中国城市今后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新华网：您走访过中国很多城市，给当地政府提过一些建议。您曾说新加坡的规划一做就是几十年，而中国的规划现状您有什么建议？
刘太格：新加坡做城市规划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直面问题，不找借口。只要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对城市发展不利，就一定克服困难解决。举个例子，1971年新加坡已制定好整个城市的地铁路线。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城市不能仅仅靠汽车来带动人口，还必须依靠地铁，我们在规划图里就把线路画出来了。可是那时候没有钱，到1982、1983年才找到钱来修建地铁。
一个城市的规划方案，必须画出城市需要的规划，而不是画城市现在就能做到的规划。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也就是说，不能政府现在因为没钱，需要的规划画上去办不了就不画了。否则，等将来政府有钱了，土地已经被房子占满了，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政府找规划师做规划，要画这个城市必须有的东西，而不是考虑能不能做。再补充一句，中国城市今天能做的东西，是不是跟十年前差别很大。那么，十年后恐怕差别更大，你怎么知道十年后，政府做不了这件事。这是其一。
第二是城市规划只要是合理的，就要按部就班去做。比如新加坡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就确定了整个城市的快速路网路线，而且一直坚持做下来。现在的新加坡道路系统比较好，快速路一般是三车道加三车道，或者四车道加四车道。但在当时是不需要四车道的，所以在操作上先做两个车道，规划图上把线画出来，同时把地留出来。随着车流量的增加，可以增加三车道、双三车道，最后不行做立交桥。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去考虑了，必须先考虑，到时候有钱了你才能做。
新华网：明年是中新两国建交25周年，对中国近年来与新加坡在城市建设、规划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您如何评价？
刘太格：首先我很感谢中国政府和学界都认同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经验有参考价值。从学术角度来看，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确实是有参考价值的。
新加坡过去是殖民政府，在独立之初对什么叫所谓合理的城市规划已经有一个基本认识，有一个较好的平台。新政府包括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一开始就重视城市规划，在好的平台基础上，首先研究西方城市规划的理念，包括刚才讲到的“卫星镇”我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后来在研究中我发现，西方人少地多，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开发量很少。而新加坡人多地少，而且必须迅速开发，这个情况跟中国是完全一样的。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应该因地制宜，将西方理论调整了，来适应东方的高密度、高速度的开发。现在的西方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做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所以对西方过去城市规划的经验，现在懂的人不是很多，我个人觉得新加坡这种中西合璧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