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连氏中国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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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尊敬的黄根成前副总理，尊敬的陈章良副主席，尊敬的连宗诚主席，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各位出席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合办，并与新华网合作的连氏中国发展论坛，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推动新型城镇化”，今天我们所有与会的嘉宾专家、学者和官员将一起对中国在社会治理以及城镇化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思考和交流，并针对多个话题展开讨论。如城镇化对政府机构改革有什么影响？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需要出台什么政策？新型城镇化面临什么挑战和问题？同时社会治理方面需要什么创新，中国如何打造服务型政府等等。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论坛，让国内外学者和官员跟大家一起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连灜洲纪念奖学金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前副总理、新加坡总理经济合作特别顾问黄根成先生致开幕词，黄主席请。[ 2014-10-25 09:15 ]
[黄根成]
尊敬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教授，各位学者、来宾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谨代表连灜洲纪念奖理事会，感谢各位嘉宾牺牲周末的时间来参加连氏中国发展论坛。连氏中国发展论坛由连灜洲纪念奖学金项目主办。新加坡与南洋理工大学于2007年成立了连灜洲纪念奖学金，此项目主要为新中两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行政人员而设立，获奖人称为连氏学者。我们希望通过高水准、新层次的文化交流，借鉴两国的成功经验，共同研究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最终加强两国在各方面的关系。经过七年不懈努力，在新中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连氏奖学金项目不断成长壮大，每年吸引了新中两国优秀的人才加入学者行列。至今已有60名新中两国人员，他们对国际民生的课题展开了深入研究，不断探讨解决方案，将各自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可行政策和措施。我们很高兴他们今天能够利用这个平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工作成果。[ 2014-10-25 09:25 ]
[黄根成]
连灜洲纪念奖学金自成立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和推动新中两国的合作以及学者的交流。连氏中国发展论坛正是在此目标下，由连灜洲纪念奖学金设立并举办的高层次、高水准的技术交流活动。作为连氏奖学金项目理事会主席，我衷心地希望连氏中国发展论坛能够成为各国连氏学者、政策设定者、政府官员、民间学者和商家领袖共同参与，并深入交流关于中国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一个重要平台。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和社会治理能力水平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目前中国正处于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时期，社会治理能力与城镇化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本次论坛精心选择了几项有关新型城镇化和社会治理的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让来自各国的专家分享彼此的有益经验和发展机遇，共同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014-10-25 09:28 ]
[黄根成]
出席今天论坛活动的不仅有来自新加坡和中国的学者，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知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学者们探讨的主题也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与自主管理等方面。我衷心希望各位可以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加强理解，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好的建议和想法。同时，也希望新中双方的交流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2014-10-25 09:30 ]
[黄根成]
新加坡与中国于1990年正式建交。中新建交24年以来，双边关系顺天时、应地利、顺人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些年来，新中高层交往非常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加，充分体现了两国政府与人民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与此同时，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快速发展，包括教育、文化、环保、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得到重要进展。明年时逢新中建交25周年和新加坡建国50周年，可谓双喜临门，新中关系也面临新的机遇。我深信，在多方真诚合作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谱写新中关系更美好的篇章。我感谢本次论坛的合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合作机构新华网，谢谢你们对此论坛能够成功举办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现在正值北京的金秋十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我祝愿今天的论坛像北京的金色时节一样取得丰硕的成果，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2014-10-25 09:34 ]
[主持人]
谢谢黄主席！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教授作为特邀主讲嘉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陈副主席做主旨发言，陈副主席请。[ 2014-10-25 09:36 ]
[陈章良]
尊敬的黄主席，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这一重要的论坛，感谢会议组织方的邀请。关于城镇化，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富强繁荣的必经之路。我自己在北大当过六年副校长，在中国农大当了六年校长。在中国农大的六年中间，我对中国农村，对中国的三农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做了一些研究。后来，我调任广西当副省长，副主席六年。这六年时间我分管科技和农业。广西有5200万人口，是一个很大的农业省。我花了很大力气，做了一部分关于土地流转，关于城镇化的工作。所以感谢会议组织方的邀请。[ 2014-10-25 09:40 ]
[陈章良]
城镇化我刚才说了，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每个国家都一样，走向富强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波澜壮阔，大家很高兴，因为城镇化能够提高GDP。但是也有很多担忧，我在理论上，在自己具体工作过程中也时刻在关注，城镇化过程在我们国家会遇到什么问题？应该从哪些地方解决？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一下。[ 2014-10-25 09:41 ]
[陈章良]
去年城镇化过程中，统战部组织了专家学者对广东省、湖北省、北京市、黑龙江省，四省的城镇化过程中低收入群体阶层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我也参加了。我在这儿想谈的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应该想办法解决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这一拨人的就业问题。[ 2014-10-25 10:07 ]
[陈章良]
大家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60项改革任务。一些专家把60项改革任务分成了336项工作，这336项工作中有50项工作与三农有关。这是我们的纲领性文件，今后我们整个国家做的改革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内容里面。三农的50项改革中，其中三项是与城镇化有关的。第一个是农民承包地，以及承包地经营权的转让、抵押、担保，转让时间可以是30年，有些地方像广西可以到50年。第二个是，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市同权同价，可以进行建设，这使得集体建设问题可以进入到市场，这是三中全会很大的改革。我注意的第三个，特别是关于农民住房的住宅基地，住房财产权的转让、抵押、担保。[ 2014-10-25 10:07 ]
[陈章良]
因为农民住房的财产权，在我们国家的《物权法》里面一直界定为财产的问题，农民这么多年都不可以把自己的住房财产权进行转让、抵押、担保，但是三中全会把这个口打开了，打开以后，农民开始考虑财产权的转让、抵押、担保。这个跟世界上的城镇化几乎走的路非常相近，我们在调研中看到，比如第一土地流转，土地不流转城镇化很难做，必须规模经营。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把自己承包地的经营权一次性转让给某个老板或者某个企业家，某个家庭，一转让比如说30年。我在广西亲自操作过，一个村的土地流转了，流转到大的，20万亩左右，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流转出来，流转出来以后，农民希望一次性能够把30年的租金都给我。去年这一亩地你挣多少，种水稻挣700元，种甘蔗800元，种蔬菜1000多元，我给你1000或者800元。农民有五亩地一次性30年几十万块钱拿了，拿了钱以后农民有钱了，有人拿了几十万三四年的土地的钱，并不懂得存银行，也不懂得怎么经营。突然间发现有钱了，可以到城市看电影，可以买东西，可以买车，但忘了，今后30年时间没有地了，要干吗，这是很突出的表现。[ 2014-10-25 10:07 ]
[陈章良]
改革中第二个是关于建设用地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同市同权同价，这个问题是应该的，城镇化改革当中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必须有高的收入。但是怎么能跟城市中的同权，盖起来不是小产权，水、电、路、教育、学校谁来管，农民的建设用地如果作为自己建起来的话，谁来管这块事儿，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农民宅基地，农民住房财产权可以进行流转、抵押、担保。 所以，经过这三个问题的考虑与思考，我发现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关注这些失去土地，失去住房的农民。我曾经研究了芝加哥、底特律，如果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制定有效的政策，不能关注这一批弱势群体，会给我们城镇化过程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大的问题。所以我在这儿说的是，城镇化是必经之路，要做必须做，但是对弱势群体的就业，后面的工作生活安排十分重要。 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连氏基金对教育的支持，感谢对我的邀请，今天的议题非常重要，我就谈这些。谢谢各位！[ 2014-10-25 10:07 ]
[主持人]
谢谢陈副主席的精彩演讲。现在我们进入论坛的第一个环节，在我们讨论提高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或者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了解它的现实情况是如何的，面临着什么问题和挑战，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们将首先邀请来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知名专家分别从国内外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对于社会治理和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然后我们会邀请他们一起上台与大家讨论交流，首先让我们有请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佩华教授与大家分享一下城市化及其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黄教授请。[ 2014-10-25 10:10 ]
[黄佩华]
陈主席讲到了城镇化问题，我也想探讨一下有关城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全球城市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如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纽约、伦敦等等，是由于行业工业、服务业集聚，以及有技能的劳动力和企业家在城市的集聚。所以在城市的规模效益，使得我们能够提高生产力，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 麦肯锡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谈到到2025年，中国90%的GDP将会来自于城市地区。但是城镇化也会带来较高的成本，比如说给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服务是非常昂贵的，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包括水、电、气、卫生、住房等等。这些投资也是很高的成本，这是因为在某些地方并不具有规模效应，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北京住房的成本相比中小城市高得多，公共交通成本也高得多。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这些成本对城市政府带来了很大的财政压力。[ 2014-10-25 10:16 ]
[黄佩华]
因此，这对于城镇化融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融资呢，是通过税收，是一般性的还是专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用户的使用者付费，是谁来付费，怎么样进行收费。另外，通常政府会进行借贷，借贷来去推动资本的投资，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高效的做法，这样的话，使得政府能够去提供基础设施的，包括水、道路以及交通运输系统等这样的资金。当然这种借贷它也将会是一个公平的，因为基础设施它带来的将会是几代人的受益，这样的一个纳税人，同时也是未来的纳税人，通过借贷支付的期限延长，这样的话就能够由政府来做这件事情，在不同的辖区之间进行协调。一般来说，他们会将周边的地区，都吸收进来，这个时候怎样能够在辖区之间进行协调，应该有什么样恰当的公共和私营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该负责哪些部分，哪些部分可能由市民来去支付相应的费用。 另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治理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在全球城镇化都是不均匀发展的。这张图是另外一项研究的成果，它展示了中国城镇增长的分布情况，大家可以看并到，从2000年到2010年，有25个地市占据了我们很大的比例，60%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不是所有的地级市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增长的。所以政府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是否应该区分看待，是否应该能够跟农村地区进行区分，所有的城市都应该同等对待呢还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对待，比如说对于那些快速增长的城市和缓慢增长的城市，要怎么样不同的区别对待。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一样，在城市扩张到其他辖区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行政管理的问题。比如说圣保罗，这是在巴西的圣保罗城市，它是一个大都市区，它包括了39个自治市，墨西哥市，联邦政府的辖区，同时也包括了50个地方政府。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怎么样能够在不同的政府之间进行协调。[ 2014-10-25 10:16 ]
[黄佩华]
在2010年的普查里面，中国的城镇化比例已经超过了50%，这些表格展示了我们的人口变化，第一列是每一年的城镇人口，下一个里面是过去10年它的增长状况。在1980年中国有4700万的人口城镇化了，在1990年也就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里面有一亿一千万的人口城镇化了，在下面的十年里面是一亿五千七百万。这下面是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里面21000万的人口城镇化了，主要由城市辖区的扩张带来的。这速度不断的增长，从2010年的普查之后到2012年已经有4200万的人口又城镇化了。在北京、上海，从2000年到2010年，人口增长了45%。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需要行政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去适应城镇化所带来的变化，包括从融资的角度和治理的角度。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大量的资源是从上往下流动，是经过一个层级的结构，一步一步地往下流动。城市的政府和农村的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里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在五层的政府结构里面，到底你在什么层。[ 2014-10-25 10:24 ]
[黄佩华]
我们来看一下分税制的体系，1994年中国引入分税制的改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地级市，在这个层级上基本上它是接近于城市的政府，这个层级大概占据了中国城市人口的50%到60%。自从分税制改革引入之后，他们得到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地级市获得的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下降到16%。从1993年到2009年，地级市总的来说，他们的开支比例从29%下降到了22%。 由于他们的人口比例，实际上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整个人口的26%。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在支持经济的增长以及城镇化过程中，他们会有一些预算外的收入。这是2013年通过地级市的收入来源组成，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自主预算收入是30%，土地收入大概是30%。同时也有一些转移支付，大概是13%左右。[ 2014-10-25 10:29 ]
[黄佩华]
谈到未来，到底怎样来改变城市化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改变政府间的结构，要澄清一下，这种事权的关系，地方政府要做什么事情，融资有什么样的权力，陈主席刚才也谈到了农村领域里面的需求，实际上城市政府也有这样的需求，我们需要在财政体系里面关注城市政府的需求，也就是说要给地方政府预算给他们资金，使得他们才能够不断改变现在城镇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城市化，我们希望能够把城市化和中国的行政体系、财政体系能够相互的融合。谢谢！[ 2014-10-25 10:32 ]
[主持人]
谢谢黄佩华女士。下面让我们有请2011年度连氏学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发展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施红教授，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治理和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施教授请。[ 2014-10-25 10:34 ]
[施红]
尊敬的新加坡的朋友，尊敬的各位学者，上午好！ 今天我来给在座汇报的一个题目是“城镇化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中国城镇化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中国城镇化应该说从1978年的时候，我们按常规人口计算，城镇化率是17.9%，到了2011年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到了51%，到了2013年的时候，城镇化率会达到53.7%的数值。按照2014年到2020年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60%。如果到了2020年之后，一年按照一个点来增长的话，到了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按照70%的城镇化率和按照人口的增长，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会超过10个亿。我们说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中国未来的城市人口可以超过10个亿，这在整个世界城镇化的历史中应该说是独有的。这是城镇化快速的发展。[ 2014-10-25 10:38 ]
[施红]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不断的发展，当然城市也面临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感受到北京出现大城市病一系列的症状。农村也在发展，当然农村也面临很多问题。总体来讲改革开放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城市和农村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值得提出的一点就是城市和乡村的一个差距。在1978年改革的时候，城乡差距是缩小的，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拉开了整个改革的序幕。后来进行城市改革之后，城市发展的速度，特别城市居民增长速度超过农村支出的增长速度，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开始拉大。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到2009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了一个顶峰，3.3：1，从2009年之后，这个差距一直在缩小，所以大家也在想2009年会不会成为城乡差距缩小的一个拐点。到去年2013年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从3.3：1降为3.0：1，所以城乡差距在在缩小。城镇化快速的提升和城乡收入差距由小变大，从大之后，逐渐逐渐的缩小。当然现在城镇化还面临一些挑战，城镇化面临重要挑战就是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提出的城镇化率是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不是按照户籍制度，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还有就是半城镇化的问题，许多农民到城里来打工，他工作半年就是常住人口，享受农村居民带来的社会福利，所以半城市化问题的凸显就说明了我们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始终存在。虽然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提出城镇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城乡要素基本流动，在城乡之间基本配置，目前应该说还没有实现，这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一直制约着城乡城镇化发展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那么从体制上和机制上需要不断的去破解它。[ 2014-10-25 10:38 ]
[施红]
从现在来看，城镇化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就是进入了一个敏感阶段。从2011年开始，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0%。在这种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之后使得我们感觉到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凸显，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是说到城镇化的差距面临的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社会问题是凸显的，社会问题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谈到农民工二代，说到农民工二代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在议论，农民工二代到了城市来之后，从小在城市中生活，他不会种地了，以后谁来种地呢？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后面，有一种隐含，农民工二代他还是应该去种地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感到担忧了。这样以来，一点一点的指出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既然是农民工，他的子女还是农民工二代，接下来还是继续农民工的三代。所以社会的一种分层，是艰巨的挑战。[ 2014-10-25 10:43 ]
[施红]
在这个社会分层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层面的人会有不满意的地方，对这个改革有期待。 从社会问题上我们一直关注到，我们希望社会组织的发展。从中国来看，社会组织和政府应该是联系非常密切的，所以中央政府也出台了政策，在一定的时间内社会组织和政府来脱钩，应该说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凸显也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这些问题的凸显过这城镇化的敏感阶段的到来也倒逼着城镇化模式的转型。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出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2014-10-25 10:46 ]
[施红]
从城镇化来讲或者从社会治理来看它的机遇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从城镇化来看，我们中国的城镇化率处在50%多，按照城镇化发展基本规律是快速增长的阶段，所以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政府推进还是不推进有许多的争论，有的说城镇化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有的说积极稳妥的去推进。但是从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处在50%多的城镇化率就是快速增长的通道之中。所以肯定对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对于中国城镇化发展重大的机遇还有一点，我想是要侧重介绍和说明的，就是我们国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大家知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三中全会提出总目标，四中全会是依法治国。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中国来看，现代国家治理思想已经在形成而且在发展之中。现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对未来四化的发展应该说都是巨大的机遇。说到现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就在于最初的时候从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找到这条路的同时，我们开始进行顶层设计，强调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现代国家治理思想就应运而生了。现在国家治理的思想，首先重大的改变就是从管理变成治理，管理从上往下走的，是管的形式，而治理它首先强调的是多元，强调了政府，强调了我们企业事业，强调了社会组织，强调了居民还有老百姓的需求。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从管理变成治理的时候，首先治理的主体是多元了，治理的主体多元，从社会治理来看，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方方面面，单从社会治理来看从原有的国家管理，国家的社会管理变成国家的社会治理，所以现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对中国的发展应该说意义是巨大的，也是划时代的。我想这是进入新阶段，进入新常态之后，我们政治理念上做的巨大转变。[ 2014-10-25 10:49 ]
[施红]
现在国家治理思想在这种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的同时，还强调了几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它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所有制度的总和。它最顶层的设计应该是价值观，而我们所说到的价值观的形成，每个人都有价值观，但是中国从更多的讲，我们的价值观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和我们当代的结合，和我们中国目前的时代的结合和整个世界在经济全面化的过程中，世界对中国的影响的结合。我们说到了体系，涉及到了顶层设计，国家治理体系还有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运用这些制度来进行治理的能力，它本身的一个建设。所以我想从城镇化也好，从社会治理也好，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机遇，就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形成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 从社会治理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了，它强调了多元治理，当然这多元治理的时候，我们强调了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多方参与。我想这种治理体系它强调制度化，强调法制化，强调规范化，强调程序化。这是说到国家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中，我们感觉到社会治理面涉及得很广，在社会治理中，它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强调了市场主体的作用。 从整个现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城镇化应该说推进会更加稳健一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第一点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第二点强调的是四化同步，强调布局合理、生态文明和文化传承。说到以人为本的时候，这里面应该说陈教授讲到了弱势群体，实际上在以人为本的过程中，首先考量的是弱势群体，比如说我们考虑到进城务工的农民，我们考虑到城市中棚户区的改造，这都指向了以人为本。说到四化同步，四化同步本身包含着新型城镇化的内容，但是我们会把四化同步作为新型城镇化道路中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四化同步工业化也好，农业现代化也好或者信息化、城镇化也好，我想它的核心是产业的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我们把产业的发展放在以人为本之中，四化同步中作为重要的要点提出来，然后涉及到布局合理、生态文明的传承。[ 2014-10-25 10:54 ]
[施红]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提出之后，怎么实现它，可以从很多视角来看。从结构调整的视角来看，比如说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来看，来促进新型城镇化或者说我们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来看，促进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或者说我们从区域结构的调整来看这种布局，来看生态文明，看文脉的传承，是不是可以从结构的改革入手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而结构改革的本身在所有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它又回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总体来看，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和社会治理它的挑战和机遇，应该说挑战是严峻的，机遇来讲也是特别巨大的，特别到目前新阶段我们的现代国家治理思想，这种机遇是非常好的，未来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治理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走起来是比较稳妥，比较顺利，比较健康的。我的演讲到这里，谢谢！[ 2014-10-25 10:57 ]
[主持人]
非常感谢施教授的演讲。接下来演讲的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光金所长，讲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创新社会治理，陈所长请。[ 2014-10-25 10:59 ]
[陈光金]
尊敬的黄根成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想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连氏基金会给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和基金会来合办这样一个论坛，社会治理的问题应该说是这两年，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刚才前面两位，包括前面陈章良先生都从经验的角度考察治理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治理的问题等等，从中国来讲，治理的创新，包括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总体构成国家治理大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首先还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一些思考和一些澄清，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追溯一下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我们能够发现过去讲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意思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要真正的去建设社会主义，并不说一开始弄清楚的，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往前走，往前改。这样一个策略也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今天经济体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重要原因。[ 2014-10-25 11:04 ]
[陈光金]
我们回过头也能看到，这30多年的改革正是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步步为营和摸着石头的策略，在宏观上并没有一开始就形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么改，怎么走。今天改革应该说已经进入到关键时期，有的叫深水区，有的说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经济增长本身也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如果我们说治理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管理模式、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变迁的话，回过头总结我们这3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个人觉得在社会治理创新或者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认真地从理论上进行思考。[ 2014-10-25 11:04 ]
[陈光金]
治理，我刚才讲过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管理模式的变化，是管理模式的问题。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有经济社会以来，这个社会或者整个国家的体系有三个过程或者三个模式。第一个基本的就是统治，完全依靠国家暴力强加的统治，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第二个类型可以称之为管制，统治是很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完全依靠这种暴力的和权力的机制来推行的，说到管制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了比如说依靠法制或者是其他手段来进行国家社会治理。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现在所说的治理，当然治理，前面施教授讲到治理是有文化价值取向的，可能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等等，但我个人认为治理有它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理论问题，然后才是结合实践来进行设计的问题，所以我的主题实际上是理论性的思考。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治理的理论发展现实背景。 我们知道在西方尤其是社会治理理论，实际上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到90年代大体成型，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可以提出这么一种要求发展治理理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综合来看，首先是，在西方国家战后建立了一个国家体系，无论有什么样的模式，安德森他们讲了三种模式，但多少都意味着国家对社会治理比较全面深入的介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来是以福利国家为依托的，国家对社会管理比较多的是凯恩斯模式，就像这种管理和管制出现了很多问题。归纳几点，首先是力不从心，因为这种管理，带来了极具膨胀的公共支出，由此就带来了非常大的普遍的财政危机。其次是事不如愿，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社会管理或者治理，但是实际上效果如何呢？有没有达到目的呢？实际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叫事不如愿，因为政府做的这些事务造成事务危机。事不如愿有几个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逐渐也成长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行为越来越多的受他自己的利益追求来驱动。第二个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机构的不断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行政效率下降的问题，行政效率下降了，相应的政府独立提供的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跟着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政府的社会信任危机，社会对政府不信任，用西方理论家哈本马斯的说法就是合法性危机，这里讲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或者宪法所说的那个合法性，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认同、认可和支持。所以这种合法性的下降，一定会对政府的行为反过来造成行政效率的下降，因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014-10-25 11:04 ]
[陈光金]
第三个是民意难违，我们看到政府力不从心、事不如愿，老百姓就有了新的要求，于是在这种新的民意面前，政府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管理社会和国家的方式，这样就形成所谓的民意难违，形成一种新的民主危机。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民主危机的问题。这里有很多的因素，因为时间关系，不一一来讲，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稍微看一看。总的来讲有很多因素，产业的调整社会结构以及利益结构的分化，还有对于调整市场、政府和公民三方的关系，在这种变化情况之下，这种要求越来越强，同时由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样一个变化就更加加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应该如何管理和治理。然后我们回头来看，在整个的社会治理理论里面，大体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基本的要点，系统的追溯和概述，理论的发展非常困难，首先要求治理体系，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次要求改进社会责任的承担方式，第三要求管理对象的全面参与和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第四要求多元化管理方法和技术，主要改进政府的控制和引导方式等等，甚至包括引进市场机制，就是新公共管理的模式。 总的来看，大体上现代社会治理应当具有这样几个特性或者是实现这样一些目标，或者是具备这样一些价值的取向，比如说，参与性、合法性、责任性、透明性、法制性、响应性，就是社会需求的响应性、有效性和公正性等等。所以我们说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从理论上思考的话，它应该包括从概念上、理论上、逻辑上的思考应该包括这样一个架构。[ 2014-10-25 11:07 ]
[陈光金]
接下来我再简单讲一下，中国为什么要倡导社会治理的创新？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组织方式有重大的变化，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其次是我们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第三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社会组织结构这里不是指的民间组织，而是指整个的组织，所谓的三大部门，形成了我们的民间社会组织广阔的发展以及政府办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所以这个意义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组织的结构。总的来讲，是现实的要求，下面是基本理念、价值目标、主要模式、主要机制一些方面的思考。这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思考的尝试。谢谢大家！[ 2014-10-25 11:07 ]
[主持人]
谢谢陈所长。现在让我们邀请刚才演讲的三位学者上台就坐，与大家进行一个简短的讨论。同时欢迎南洋理工大学连灜洲纪念奖副主席、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长刘宏教授一起上台并主持这个环节。[ 2014-10-25 11:15 ]
[刘宏]
刚才三位教授从政策的角度、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现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做了非常精辟地分析。在接下来，大约1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把这时间开放给在座所有的参与者，请各位向他们提问。在您提问之前，请先简单地讲一下您的工作机构，同时您的问题针对三位演讲者个人或者说全部，也希望您的问题能够简明扼要，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各位。 我利用主持的特权，先向几位学者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黄教授，我想问您，您刚才谈到的，我们有哪些办法能够来应对城镇化的挑战，这个是我想向黄教授请教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施教授，您刚才讲到目前从管理到治理模式的转变，您也谈到这个转变的关键因素是顶层设计，我特别好奇的想知道，您提到的顶层设计里面其中谈到价值观，我在想我们的制度建设或者说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包括现在在谈的依法治国的理念发展，怎么样有助于我们价值观建设来帮助我们建立从管理到治理模式的转变，请您比较深入地谈一下价值观的建设，还有怎么能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2014-10-25 11:15 ]
[刘宏]
最后想问陈光金所长请教，您刚才的报告有非常详细和启发性的内容，因为时间关系，很抱歉，没有办法听到您讲后面的内容，特别后面的部分也是听众感兴趣的内容，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治理的理论从80年代之后产生自西方，现在我们也在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体系、政策跟一些具体的分析模式。我想向陈所长请教，在中国建立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里面或者社会治理的理论过程里面，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向西方的发展过程里面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有哪些方面可以避免重蹈西方走的错误的路线，建立自身的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 我先请三位学者就刚才讲的问题简单谈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回答这一轮的问题之后，我们请在座的各位再向三位专家提问。先从黄教授开始。[ 2014-10-25 11:15 ]
[黄佩华]
很感谢刘教授提的问题。刚才我没有时间谈往后的城市化财政应该怎么样改革，往哪个方向来走，其中在税制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应该给城市政府增加他们的自主权，比如在其他的国家，住在大城市，一般的居民税负都是比较重的，在纽约他们有市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在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之上附加的，州政府也有一个个人所得税。所以住在纽约市里面的人，是要付三层的个人所得税。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住在纽约的，因为住在纽约，可以得到很多福利，很多经济方面的一些扶持。所以一般来讲，一般住在大城市的居民都非常愿意增加他们的税收负担，但是来购买他们从大城市得到的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在全世界的城市一般来讲，他们的财政收入的依靠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使用费的收入，因为很多政府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并不是纯粹的，我们叫公共物品，一大部分是私有物品，所以各位也应该支付，比如坐公共汽车，坐地铁，有一小部分是公共物品，因为你可以替代你自己开车，可以减少城市交通的拥堵程度。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你个人的，有一些人坐公交多，有的人坐得少，很不公平的让所有的纳税者都负担这个公交成本，所以相当多的这类公共产品，应该是由个人来付的。所以从纽约来讲，使用费收入让政府可以有相当多的收入。在过去的五年内，中国全国土地收入得到的财政总收入是占了GDP的5%到7%，不能只靠物业税来替代，因为物业税的收入一般来讲不会超过GDP的1%到2%的百分点，所以要通过很多渠道来替代，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调研要做。[ 2014-10-25 11:19 ]
[刘宏]
谢谢黄教授，请施教授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2014-10-25 11:19 ]
[施红]
谢谢刘院长。说到价值观的问题，说到现代国家治理的事项，它实际上应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坚持走的一条路，改革开放的时候，这条路越来越清晰了，这么多年，我们把它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就有治理的思想，说到这条道路也好，治理思想也好，都是有一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说到价值观的时候，肯定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追求的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共产主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历史中过来，即使到现在讲到国家治理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多方治理，多方治理中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政府治理的主导，我想这就是从历史中走过来，我们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到现在来建设新中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历史感。说到价值观的时候，肯定有历史感，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说到儒家文化，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从历史中走来，天然带来的。所以我想说到价值观，说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我们的历史，考虑到历史的时候，就考虑到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当说到传统文化，既然是传统中的文化，有优秀的部分，也有我们认为是不好的地方，传统文化优秀的部分到了现代，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肯定有时代感，所以就会与当前的时代来结合。 在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外的文化，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国外文化中许许多多优秀的部分，这是我们文化成长汲取营养的所在。所以我想从文化中，为什么我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讲它的价值观，我不是说国家治理的一个价值观，我是说在这个治理体系中涉及到许许多多制度的一个总和中，在所有这些制度中，最顶层的制度应该是有关价值观的设定的制度，我想它是最顶层的。当然说到这个价值观，它就有一个体系，说到国家现代治理体系，这个体系构成也有人会说，政治制度是最上层的，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价值观是更上层的，所以我想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性，这是我对它的理解。我认为价值观，它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形成了之后，价值观的形成必将会对整个国家现代国家治理的道路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作用，所以我这里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面是非常广的，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党的建设，我认为价值观再一次把它提出来了。[ 2014-10-25 11:19 ]
[刘宏]
请陈所长谈一下。[ 2014-10-25 11:19 ]
[陈章良]
谢谢刘教授的问题，社会治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刚才施教授的提法，挺有意思的，我听着很有意思。从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什么，我想可能既涉及价值层面的问题，我这个价值不是去考虑传统还是现代，更多的是说你这个治理是为什么，为了谁，你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你要通过什么样的行动体系或者架构去实现这些目标，因为要统统的讲那么高的高度，不是那么容易，我更多的是想治理本身的问题，也就是为了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服务于谁，这些问题才是我要讲的现代治理体系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肯定是西方的现代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的，在这个理念的层面上，就是说它是为了调节社会关系，为了社会整体福祉的增长，不是某些群体福祉的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所有的人都有权力，有机会参与这个社会的管理过程，只有这样一种参与，他才能够实现，比如说我们讲分享、包容等等这样一些现代我们所追求的价值，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需要学的就是如何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现在来看，所谓的职能转变核心问题就是从过去较多的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转向更多的在社会建设，在社会发展方面承担职责和责任。我们去看西方国家，发达国家，韩国甚至新加坡都有一些很现成的经验，比如说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如果政府真的把自己的主要职责转移到社会发展建设领域里面来，一定会反映在财政支出的结构上面。[ 2014-10-25 11:25 ]
[陈章良]
第三个就是这个职能，社会治理的各种功能，社会各种主体之间的配置结构的变化。在这方面西方做了很多尝试，不仅仅是西方，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所以需要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进行选择，究竟怎样进行配置。总的来讲，这是刚才提的向西方学习，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不再多说了，以后可以在其他场合进行讨论。谢谢！[ 2014-10-25 11:26 ]
[刘宏]
谢谢陈所长。[ 2014-10-25 11:28 ]
[提问]
您好，我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勇。我是2009年连氏学者，新型城镇化最近很热，这和我国经济形势发展有关，大家对新型城镇化给予越来越多的期望。这三位学者讲得非常精彩，我们也学了很多东西，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间，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从新加坡的经验，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一些实招，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 2014-10-25 11:31 ]
[施红]
这个论坛是分阶段的，我们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就是讲机遇和挑战，实招都是在后几个阶段，这个论坛是有顺序的，我把实招讲了，后阶段就没法讲了。[ 2014-10-25 11:31 ]
[陈章良]
实招我们也在想，我们首先要解决理论逻辑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谈实招，从现在来看，也不是说没有，从宏观上来讲，政府的职能，从社会治理转型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劳资矛盾问题，劳资矛盾问题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利益的问题，是雇佣方，用人单位和劳工之间利益关系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真正让劳方和自方相对平等的权力或者相对平等的基础之上，更广泛的进行协商，政府当然是起到引导规范的作用，立法了，还要引导等等。[ 2014-10-25 11:36 ]
[刘宏]
谢谢，刚才三位专家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现在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第一场的专题讨论。接下来上午11点之后还有下午有好几场的专题演讲，我相信接下来的讨论里面这场里面提出的一些问题跟思路，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能在下午或者接下来的几场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跟进跟讨论。让我们再一次的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演讲者的精彩发言和大家的互动。谢谢大家。[ 2014-10-25 11:36 ]
[主持人]
谢谢四位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和讨论。[ 2014-10-25 11:38 ]
[主持人]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论坛。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专题讨论环节，推动新型城镇化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和配合，那么我们在各领域如何出台政策和推行举措，以促进城镇化发展呢？本节我们将邀请四名连氏学者分别从社会保障、金融、公共服务以及环保方面为大家介绍和分享治理思路和政策建议，四名连氏学者分别是2008年连氏学者、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金维刚博士；2011年连氏学者、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俊寿副主任；2013年连氏学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鹏教授；2009年连氏学者、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和研究员夏光博士；这节的主持嘉宾是2014年连氏学者、新加坡报业控股《联合晚报》总编辑李慧玲小姐，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下面我就将演讲台交给各位学者，李总编请。[ 2014-10-25 11:40 ]
[李慧玲]
各位上午好，因为时间很紧张，开始第二节。我简单的一下我自己，我是今年连氏学者，资历最浅的，他们安排我这个任务，我就接受了。从金所长开始给我们讲一下。[ 2014-10-25 11:42 ]
[金维刚]
尊敬的余校长、连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下面就中国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谈点观点，主要谈三个方面，第一，想谈一下中国的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城镇化；第二，简要地谈一下，与农民工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演变情况；第三，推进农工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第一方面，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城镇化，目前中国已经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国家发展的战略，新型城镇化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已经作为战略调整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一方面在城镇化，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半截子的城镇化。这主要体现在根据统计数据，这是六五的统计数据，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46.6%，但是如果从户籍的角度来看，中国当时的城镇户籍占总人口的33%，有13.6%的人员虽然在城镇，称为常住人口，但是还是农业户口。在2011年的时候，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首次超过50%，达到51.27%，根据调查，18岁以上人口中将近20%的人属于农业人口，但是在城镇居住，这类人员占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一，40%。 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增长到53.7%，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也只有36%，还相差十多个百分点。农民工的半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根据统计，去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是2.69亿，外出农民工1.66亿，本地农民工是1.03亿，在当地农村就业的，农村很多乡镇企业，农村的企业。在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有3500多万，这是携家带口，300多个农村家庭实际上在城镇里面生活，而不包括那些单身的。这些进入城镇的农民工，他呈现一种半城镇化的状态，农民工这三个字本身拆过来，前面的农民反映的是它的社会身份，户籍身份，后面的工是他的一种职业身份，所以他是一只脚踏在城里，另一只脚在农村。推进城镇化就必须要促进农民工从半城镇化向真正实现城镇化这个方向转变，从农民变成市民，全面融入城镇社会。[ 2014-10-25 11:45 ]
[金维刚]
第二个关于跟农民工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演变情况，自从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来，政府对农民工的调整大体经过了四个变革阶段，第一个是计划的管理阶段，改革开放一直到1992年，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对农民工有很多限制。第二个就是逐步放开的阶段，在1993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逐步放开。第三个阶段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阶段，2006年到2012年。第四个阶段是核心突破的阶段，从去年开始对于农民工问题从根本性进行突破。总体来看，中国农民工政策从限制到放开，无序到规范，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从管理到服务，从维权到城镇化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计划管理阶段大家比较清楚，早期农民工自发地进入城镇，自带口粮到小城镇落户，当时还实行农专非的政策，有很多限制，这个政策长期延续了很长时间。第二个就是逐步放开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观念在发生变化，开始对农民工逐渐放开，户籍管理上的放开，有些地方实现这些户口问题，取消了户籍的划分方式，过去按照商品粮划分现在是这种放开。农民工从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早期对农民工进城就业有准入性的限制，包括实行三证，后来逐步放开，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同时也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开展一些培训工作。后来城镇的社会保险这方面的制度都向农民工开放，企业也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同时住房管理部门后来也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工的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很多地方都对农民工的随身带的子女，允许他们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包括一部分民办的学校，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 第三个阶段就是维护权益的阶段，这个标志性就是在2006年1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出台的一个五号文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意见，这里面提出了一揽子的指导意见，所以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按照国务院的精神都制定了很多措施，但是它的核心是维权。2010年的时候，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改革户籍制度，这开始破冰。 第四个阶段就是我认为的核心阶段，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在三中全会里面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要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一个是促进一亿农村人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一亿人的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是可以就近城镇化。国务院在印发的新型城镇化里面有序促进农村人的市民化。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建议，一个就是关于总体的思路，一个是要改善农民工进城的环境标本兼治，主要目标是融入目标农民工要以整个政策导向促进他城镇化为主要目标，第二个就是公平的目标，要让他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第三个就是拓宽农民工的发展空间，不仅仅在城镇里面就业、打工挣钱还有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包括创业包括子女的建议。最后建议，一个是我们在户籍制度方面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就是要从过去行政手段调整转经济杠杆方式进行调整，不应该考虑户籍，应该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我们要通过其他社会政治的调整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的城镇化。谢谢大家。[ 2014-10-25 11:46 ]
[李慧玲]
谢谢金所长，金所长在最后一部分其实就开始讲到政策的建议，就是之前的一场刘主任谈到的实招，这场开始出实招。接下来的王俊寿博士，王主任是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上来之前跟他沟通了一下，他肯定要谈实招的，请王主任。[ 2014-10-25 11:52 ]
[王俊寿]
很高兴参加这次一年一度的连氏论坛，我们这个题目在我印象中是半年前就定了，但是在金秋十月，论坛开幕的时候，我们更大的气场已经形成，第一个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其中很重要的涉及社会治理，第二个是上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改革试点的问题，第三个是我们上周五刚刚闭幕的APEC财长会议，提出了PPP融资模式，本身也是在解决我们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怎么样应对新型城镇化，怎么样解决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融资难问题，政府和私营资本怎么对接的问题。 我们这个题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也非常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我作为一名2011年的连氏学者，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在实务部门工作，我有几个观点，确确实实我总结了一二三四五，因为我知道后半场演讲，前半场都是高屋建瓴，顶层设计，我就是说几个具体的事儿，垒几块砖头。我觉得城镇化建设做好一二三四五的工程，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为中心，这里面大家刚才好多学者提到了，过去我们中国有一个评价，中国的城市像欧美，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就是城市和农村的两极分化，二元结构突出。新型城镇化解决的不是盖房、盖楼而是要解决公共服务的便利化、均等化和人性化。要实现青年要有工作，老年人有人所养，病要所医，我们要实现道法自然，我们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镇化真正的内涵。 第二个是两个轮子。我的题目是金融创新推动城镇化。我们怎么样解决融资问题，两个轮子双轮驱动，推动政府意图和群众期盼的知行合一，要实现财政性资金和商业性资金无缝对接，而且要实现公益性和可持续的有机统一。[ 2014-10-25 11:56 ]
[王俊寿]
三种模式重点讲的是刚刚闭幕的APEC财长会议，其通过PPP的实施路径图，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我们怎么样来解决三个一亿人口的问题，有一个测算：农村实现城镇化，一个农民变成市民的平均一个人的成本是15万。我们说每年如果有2000万人解决城镇化，一年就要三万亿，这么多钱完全靠财政收入不可能，怎么实现公私合营，这也是PPP模式，也是未来整个新型城镇化推动当中非常主流的一种模式。具体包括，BOT方式和TOT方式。BOT的方式就是私，通过建设运营移交来解决一个政府先期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投入确保盈利和现金流，由于信息不对称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均衡。PPP的模式是民营企业政府资本一块去推动，因此不同的项目煤、水、电、路、气、桥，公益性还是准公益性还是盈利性，我们要选择不同的PPP方式，BOT方式还是TOT方式。这些方式都可以找到或者对接到具体城镇化项目的需求当中，可以量身订做他们的融资计划。 具体来讲四个领域，为什么刚才我说是实招干货呢，我认为城镇化要解决四个领域的问题，第一个是基础设施，所谓的七通一平，这是第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个就是产业经济，我在天津工作过，天津有一个华明模式，通过农村的宅基地换地实现三区两动，农民住宅小区和工业园区以及留下来的基地改成农业和旅游地，解决了他们工作问题，还有解决不忘乡愁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产业经济来拉动城镇化，还有社会事业包括医院、学校、养老、福利，现在农村和城市差距很多，最大的就是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我觉得新型城镇化一定要实现以人为本。 再就是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们要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发展，道法自然。[ 2014-10-25 11:58 ]
[王俊寿]
五大工具，一个是国债，第二个是市政债，第三个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解决标准化的问题，现金流实现预期，证券化发出标准产品实现融资。第四个就是通过信托基础无抵押的问题，信托可以做一些资本金的问题，可以做一些财产信托、公益性信托解决银行不能达到的问题。还有银行解决商业项目的流转还有本身在项目周转中的流动性问题，只有实现PPP结合，不外乎五位一体。 真正的城镇化是让农民，新兴农民、新兴市民找到自己适得其所的家园，城镇化可以解决享受公共福利公共待遇的问题。我就讲这么多。[ 2014-10-25 12:02 ]
[李慧玲]
接下来是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鹏教授。[ 2014-10-25 12:08 ]
[李鹏]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连氏基金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到新加坡访问学习的机会，我们看到了新加坡人与自然的和谐，非常羡慕这样的一种城市花园的生活。第二个就是这个项目安排很多我们学习的课程，包括参观，使我们能够体味到或者是了解到新加坡在城市管理，国家运营上的很多细节。 回过头来看中国，我们人很多，人的差异又很多，在城市化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我觉得不是研究者会犯错，我们有很多调研不到的理论上覆盖不到的。所以我今天提供这个题目也会犯错，因为咱们各行各业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公共服务的问题，这是个跨界的，跨领域的问题，比如说老百姓需求量很大，我们从民生建设上，我们要考虑。再有一个，比如说，我搞经济学研究，我在公共服务上，我干的方法论，我既要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我更关注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我们企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包括老百姓自己掏腰包购买公共服务的时候他可持续性的问题。所以这种跨界的题目我只是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迫切性，大家都知道，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刚才金所长已经讲过了，缺口太大，3亿人，这是未来的增量，而且这个增量不仅大，还要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点是2020年，现在是年底了，马上到2015年，我们在未来剩下六年要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下面一个关键问题是机制上，因为需求量很大，机制上总的来说，现在是在公共服务。[ 2014-10-25 12:10 ]
[李鹏]
我们要完善机制，2012年政府采购的规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1%，但是这11%中用于服务类的政府采购只有12%，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中，政府的采购规模是30%、40%，其中服务类的是50%以上。 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我们政府有一个改革的方案，就是去年96号文件，购买公共服务的意见，很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也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意图，非公共服务领域更要扩大了。扩大以后，我们总的来说未来有几种办法，多元供给、多元竞争，机制上和政府的结合有很多办法，我们大部分公共服务，有公益组织，还有社会企业等待进入。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方式上是直供、购买、合作、私营。我们这些是不够的。有一些具体的解决的招，未来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出清单，购买公共服务必须要有清单，没清单没法操作。第二个，现在打破公共服务的垄断，去行政化，这是手心手背的关系。第三个是扩大领域，包括市政工程，包括公共服务类，我们真正向民营资本、社会资本甚至包括国外资本开放。这是大概的想法，不一定准确，谢谢大家。[ 2014-10-25 12:21 ]
[李慧玲]
谢谢李老师。下面请夏光主任。[ 2014-10-25 12:23 ]
[夏光]
谢谢大家，再次感谢连氏基金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到新加坡学习研究，我今天围绕着大会的主题，就环境保护领域里面如何改进社会管理，谈一些思路和建议，都是一些初步的思考。党中央在改革决定中专门提出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部署，并且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作为国家环保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最明显的一个进展，是最近颁布的新的《环保法》，大家可以看到，它比过去严格得多了，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进展就是把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一个法的单独一章列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力度上是空前的。 刚刚闭幕的四中全会也进一步提出来，要改进社会治理，提高效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形势表明我们环保治理的方式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由过渡的治理逐渐向社会治理的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我今天讲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要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治理，很显然我们讲了社会治理就是动用社会的力量参与环境保护，实现改善环境的目标，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环境保护要走群众路线，环保的社会治理也不同于一般的公众参与，因为公众参与比较强调次要性，但是社会治理强调社会公众力量的主体性质。从原理上来讲，加强社会保护的社会治理主要有两个原因，就是我们转型社会的力量博弈的变化。现在，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健康或者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本身，更不用说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源于环境管制成本的递增。我们知道政府的规模和他的力量能力是有限的，各种社会上的企业数量日益增多，环保监督力量还是原来那么多，不可能做到那么到位。[ 2014-10-25 12:31 ]
[夏光]
第二个问题，未来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治理随着什么样的思路前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所采取的环境保护的治理模式总体上可以把它称为一种政府直控型的环境治理模式。这样一种管理方式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特殊历史阶段上没有政府出面进行这些环保工作，也许今天的环境状况更加失控。我们刚才说到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增大，单靠政府力量不够了，我们需要一种把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进来的新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制衡型的环境治理模式，社会制衡型也就是说通过社会的参与加上政府的作用一起来平衡资本带给我们的不利影响，负面影响，这是一种新的模式。 这样一种模式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改变我们环境管理的具体方式。现在我们看，社会制衡型的就是让群众参与监督，参与举报，参与管理，通过人民群众成为环保部门政府管理的千里眼和万里耳来扩展我们的能力，这就是社会制衡型的制度模式。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政府退出他的管制模式，改变他的作风方式，这就是新型治理的模式的可行性。回过头来看，新制定的《环境保护法》，环保法只是概念性的框架，一个方向，具体还需要把这种思路，新的治理模式用政策予以推动。[ 2014-10-25 12:32 ]
[夏光]
下面讲几个政策的建议。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模式，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设计政策改进，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建设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体系，也就是社会自身的行动，含有一部分义务，第一个部分责任义务体系，反映的是公众作为社会力量自己要做到的，比如说树立环境意识，树立生态伦理道德，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要践行绿色生活，使我们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得到改进。第三个就是社会力量可以传播科学的知识，提高科技意识。第四个就是推动绿色教育，教育下一代，成为绿色公民。 第二个最重要的方面是环境治理方面的核心部分，建立社会的权利和利益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创造条件使社会力量能够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第一个就是要扩展社会环境的权利，比如说环境的知情权、监督权、索赔权、参政权等等，这要落实。第二个就是要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举报企业的违法行为，这就是代替一部分政府职能。第三个就是监督政府的工作，让政府有所作为。第四个就是推动环境信息公开，使社会知晓我们的情况。第五个是维护我们的环境权益。第六个就是参与环境保护的公共事务，比如说环境影响评价等等。第七个参与环境立法的工作。第八个就是有序的发展社会组织，未来可能环保方面的公益类的组织还会进一步的增长。这就是我们下一步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治理所具备的基础条件以及初步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我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4-10-25 12:38 ]
[李慧玲]
谢谢夏主任。今天这几位学者，他们在谈的课题其实从他们不同的领域在谈，但是之间其实是可以互相补充，都是相关课题，我们现在开放给各位参与者，欢迎大家提问。[ 2014-10-25 12:38 ]
[提问]
各位嘉宾，以及在座的连氏学者，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来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和东部、中部这样人口密集区有些不同，具有一些独特性。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域又比较广大，人口比较稀少，所以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空心化的效应特别明显。 还有，资源行业在中西部很集中，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带走了资源没有留下经济的增长。此外，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教育资源逐渐集中但接受教育的机会却减少，造成很多西部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呈现出一种市民接受“被城市化”的过程。我希望几位学者能够就自己的领域给西部以及这些欠发达地区尤其少数民族地区提一些自己的观点。谢谢。[ 2014-10-25 12:46 ]
[金维刚]
从我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的角度来看，首先西部的很多人才，包括很多的劳动力都是向东部转移，所以您刚才提到城市的空心化问题，其实在西部很多地方也存在着人才的空心化问题，大量的人才都已经流失了，而且它很难吸引人才，很多从西部到东部、中部的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不愿意回到西部，很多西部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管理人才也都到东部来寻求发展的机会。所以西部的大开发或者西部的城镇化，可能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西部地区在吸引留住人才，包括留住当地的这些本土的劳动力这方面需要采取很多措施。[ 2014-10-25 12:47 ]
[王俊寿]
刚刚闭幕的民族工作会议对中西部下一步的发展或者规划，都有一些战略的安排。从金融的角度，这两年大家注意到，普惠金融，就是解决西部偏远或者说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的问题，以及让每个居民很便捷地享受到服务，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在完善和补充我们城镇化。如果说城镇化建设是高楼大厦系统工程的话，普惠金融也是其中的一砖一瓦，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城镇化建设需要群策群力，多策并举，作为金融还要发挥它的杠杆融资的作用，发挥它的四两拨千金的作用，用国家领导人的话讲，要金融的涓涓细水凝滞成城镇化建设的惊涛骇浪，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已经固化或者已经扩大化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 2014-10-25 12:51 ]
[李鹏]
西部第一有机遇，第二不要太着急。城镇化大家很清楚必须要有经济的支撑，中国西部转移逐渐向东部、中部转移，已经形成了一些点:西南的重庆和成都，西北的几个新区，西安的新区，正在打造这些新区，没有这些支撑点城市也无法带动。第二个，中国城镇化很大，不是提一个地方的城镇化，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我们要搞的跟东部地区一样，跟发达地区一样。我们还是要通过相应的调整，给西部时间，无论工业化、城市化都要有时间，稍微慢一点，但是慢并不会停滞，你不用担心会停滞。政府有发展意愿，老百姓过好日子意愿都很强烈，不会停下来，不像有些国家会停下来，这个里面怎么掌握这个节奏。还有西部地区相对来说市场化机制比较落后，不是说市场化的任务只在东部发达地区，它也有应用市场机制搞城镇化，要考虑到市场和机制的结合。这个问题要改变的话，我们是搞政策研究，我个人觉得要真正去把握中央的一些改革思路和改革精神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2014-10-25 12:55 ]
[提问]
我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我想知道，将来发展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要向百年建筑来发展还是以市场的导向，社会的保障来发展。[ 2014-10-25 12:57 ]
[李慧玲]
下一场讲整个城市规划方面的午宴演讲，您所提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或许我们在往下挪，听下一场的学者演讲，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2014-10-25 12:57 ]
[主持人]
欢迎各位大家参加午餐会，下面是用餐时间，同时我们请刘太格博士为我们演讲。[ 2014-10-25 13:01 ]
[杨保军]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刚才多位学者跟我们一块分享了他们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一些思考。接下来，利用中午午餐会的时间，还有一位知名的专家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思想，他就是刘太格先生。我们规划行业的人都知道，其他领域的人恐怕不是很清楚，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刘先生是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前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新加坡60年代之前怎么变成现在的比较宜居的城市，离不开我们的规划和管理。刘先生中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略谈中国新型城市化规划”，我们有请刘先生。[ 2014-10-25 13:02 ]
[刘太格]
各位嘉宾，杨院长，谢谢你的介绍。我觉得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可以归纳成六句话，可能我们的重点是明智化的城市规划。新加坡城市跟北京比起来，不是同比例的。所以我们有一些优势，也有一些劣势，就是资源非常稀缺，我们下非常大的决心希望把工作做好。在这个关系上，我补充一下，现在我们这几个问题简要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先介绍什么叫做明智化的城市规划。因为规划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纸上画的东西，如果不喜欢，可以把它撕掉。可是如果按这个规划来做，它的效果是不能够立即见效的，可能要到几十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方案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有鉴于此，规划的理论也非常多，因为理论提出来，不一定明天就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这跟跟医学不一样，我们要找一个牙科医生，把他治好了，明天牙齿再痛，就是医生功夫不行，不疼了，就是规划很好。你规划做得好与不好，都是二三十年才知道，这是我们行业内最大的挑战。市面上很多理论，到底哪种理论是可行的，哪种理论是不可行的，这是搞规划的在规划城市时面临的最大危机，我们很有必要提升操作的能力。而且我们要从实践走向理论，而不是从理论走向理论，所以明智化是这样提出来的。 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把工作做好了，最关键的是市领导要有决心，如果市领导没有决心，我后面讲的话都是白讲的。所以有了决心，要衡量这个理论，衡量之后选择适合的理论设定对城市的愿景，尤其现在信息沟通非常容易，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一个新的理论，到底可行不可行，对于做规划的人员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要选择适当的理论。我们要衡量人口的多少，人口多的话，是一种规划方案，人口少的话是一种规划方案，就好像我今天跟你们在这里一样。[ 2014-10-25 13:03 ]
[刘太格]
刚才我们介绍方案的时候，我们把量化的东西，以更优化的方式梳理好，梳理也是很关键的。新加坡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很重视。我们要先了解，对于这个城市，怎样的结构才能搞城市化。因为开发量非常大，如果能够花点时间把城市的基本模式，中央商务区的基本模式梳理好，这样就可以应用在各个地方，最后再把这些理念组合起来。 城市规划是不同的，很多朋友会说，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它的经验能不能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呢。我给你们的回答就是，城市的基本规划原则是应用在城市，而不是应用在国家，所以跟国家大小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有些理论是全球通用的，不只是用在中国，也可以用在其他国家。所以有了这个基本模式，基本原则之后，要因地制宜，要妥善处理，这个也是规划的一个要点。 新加坡跟中国比较，其实中国的规划背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优越的。比较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在全球规划条件最好的是新加坡，其次就是中国。我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一是鼓励你们，必须下巨大的决心把城市做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完全没有借口不把城市做好，因为你们的客观条件非常好。你看政府重视发展，重视规划，在国省市乡的行政机构，管规划的人都有很明确的目标。过去是偏重大城市，现在是大中小城市并重，这也是很大的突破。所以你们需要的是比较明智化的规划理念，这样的话，中国的城市无论大、中、小都能够达到国际水平。[ 2014-10-25 13:04 ]
[刘太格]
新加坡有更大的优势，我们是一级政府，所做的决策比较快，不像超大城市。我们感觉英国政府给我们留下的一方面是很完善的行政制度，另外一方面是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在此基础上，也做了很多工作，一个就是很严谨地做规划，而且很严谨地实施，所以得到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因为有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里面的许多条规就可以有效执行。因为在很多城市，比如说增设土地的条规，到处都有，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不过多数的城市是不能用的，因为人民不相信政府征用的土地，会为人民造福，他们就反对，在新加坡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民众是相信政府的，“信任”这两个字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从哪里取得这么多经验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城市当做实验室，边做研究，边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样的城市是最好的，我认为，最新的城市是最好的，因为它把前面的问题都纠正了。所以我们讲明智化才有希望做好。 新中两国的国情是非常相似的，强有力的政府重视规划，鼓励发展，而且有国有土地的优势，发展速度非常快。唯一两国比较明显的不同就是中国农村比较大。很多中国朋友知道，新加坡都没有破房子，因为一个比较新的房子，要把它改造是很容易的。我要提醒你们，新加坡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些数字。1960年有165万人口，其中130万是住在这些房子里，接近四分之三。不过到了1985年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有公共住宅的政策。过去我们很豪华的中央商务局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前面三角形、后来成为六星级的商务酒店。新加坡特色比较多，我把几个主要特色跟你们说一下，中央商务区是非常关键的，要搞服务业第三产业必须有完善的中央商务区，中国这方面还要继续的加大力度去建设。住宅问题解决了，还有交通也得处理好，因为跟外界的交通非常关键。我们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就把其中一些图给大家看一下，过去的邮政总局现在盖的是高楼大厦，很关键的是有红屋顶的地方是古迹，我们的古迹有100多年了，当然你们的是一千多年，我们当做宝贝来做，这些古迹是永久性的保留，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拆掉的。[ 2014-10-25 13:05 ]
[刘太格]
在公共住宅方面，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一方面重视开发，同时也重视保护。比如说，现在我们有7000多栋老房子是保留的，你可以看到，原始森林、海底世界，海底世界能够生存得这么好，是因为我们很重视海水污染的控制。我们做了怎样一些工作呢，首先我们定了一个愿景，1991年编制新一版总体规划时，就是以这个愿景为目标的。新一轮的编制增加了这一句话，适合居住生活、娱乐的城市，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远见再提升，除了居住、工作、娱乐之外应该要学习，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市，是很健康的，而且是美丽的城市。1991年我在编制这本书的时候，用了100年的年限，幸亏有这么一个策划，1991年人口是320万，到了去年，已经达到550万了，所以下一轮我们如果不做长远的计划，我们的城市可能会掉到海里去，这是我担心的事情。 把老城变成新城，里面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怎样的，当然非常多，把最关键的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是整个城市的结构，这是一种社设计理念，怎么设计整个城市的结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比如保护历史文化，保护自然资源，所谓城市的交通。有了这样一个理念之后，我们才把这个概念进行推广，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基本结构，我们用的是英国制度，商业区是蓝色的，蓝线都是地铁线，地铁交叉的地方就是主要的商业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一开始就下决心要把新加坡打造为一个以公交为主的城市，因为这样的话，当然一方面会解决塞车的问题，另外就是能够达到能耗下降。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把古建筑保留下来，把好的资源环境保留下来。这个城市虽然很小，分割成五个片区，每个片区有片区中心，片区底下25个卫星阵，每个卫星阵里面都有小区，我们的中心区的拥堵几乎不存在的。[ 2014-10-25 13:06 ]
[刘太格]
还有快速路，我们要重视地铁，刚才第一张图已经表示了，新加坡是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你可以看最右边的机场，这是比较系统化的规划，有了这个规划以后，我们就按照它来做。我们的人口密度增加了一倍，可是你看这张图，横向的是宜居图，纵向的是人口密度，宜居性指数非常高。人口密度高不能当做借口。所以这样的话，生活品质要求第一，生态环境也要求第一，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的人才，我们的夜生活也是排全球第一的。总体来讲是生态造福人民，环境造福人民，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新加坡在1985年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城市，没有无家可归者，所以这四句话在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才能体现出来。 接下来我会介绍把规划做好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的住宅是上世纪70年代中起来的，现在城市已经大了几十倍了，在新加坡卫星城市中间，将来会有一个片区，就好像在孩子之间加了一个父母，这是它的功能，每个卫星镇片区都有它的商业模式。如果是超大城市，我们看到个上面有片区，片区上面有城市，所谓超大城市就好像由三个城市和五个城市综合起来的，这样就可以把交通问题、社会问题、碳的量的消耗解决。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像摊大饼。新加坡是这么做的，小地方还是划分成一个一个片区。我觉得城市规划应该从人口着手，不同人口有不同的支撑能力。比如说，我们在俄罗斯，这是俄罗斯卫星城，这是青岛的卫星城，700万，这是襄阳的，人口是300万，这是超大型的1200万。我们要把城市的族群定位交代清楚。[ 2014-10-25 13:07 ]
[刘太格]
最后，规划要有正确的引导。城市文化是一门规划很高度的科学，可是又兼顾它的历史性，所以领导就要了解城市文化。第二个愿景就是要高瞻，又要扎实。规划师有必要把城市设计成一个庞大的生活机器，要带着尊重的心态来进行规划，这个工作任务是非常繁重的。我们把规划做好，基本上有三句话，领导要有人文学者的心，规划师要有科学家的脑，艺术家的眼。很可惜，很多城市一开始就做特殊项目，这是很难做好的。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生活机器，就会出现空气污染，就有交通堵塞。艺术家的眼睛的意思是，我们像一个潜水的鱼，左边这个是一个女性的面孔，整容整得比较漂亮，后面这个是面无表情，我们规划师是不是应该按照左边这个来规划，左边是很谨慎的，右边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的总结是，对中国城市发展应该下决心编制明智化的发展，同时利用你们现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把大、中、小城市以高、中、低的密度按不同的身份来处理，同时我觉得中国国内的规划方案起码要有国土局的方案、环境局的方案、经济局的方案，他们之间肯定有相互的矛盾，执行起来怎么办，能否把这四规合一，统一起来，同时要更高级的法制化，并且建立典范的城市来指导我们的规划师。 我们规划的责任是人人都有的，领导要有决心，地方政府要看大局，不要只着眼县和区的片面利益，管理部门要相互合作，规划团队要更专业。 这张图是我父亲的画，1967年国庆日的画，这个跟你们分享一下，谢谢你们！[ 2014-10-25 13:08 ]
[主持人]
欢迎大家回来，下午我们同样给大家安排了几个精彩的环节，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积极参与。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我们的合办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合作伙伴新华网的大力支持，下面让我们有请新华网副总裁魏紫川先生致辞。[ 2014-10-25 14:13 ]
[魏紫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连氏中国发展论坛。25年来，中国和新加坡在政治、经济科教等领域来往密切。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迎来共同发展机遇和共同繁荣。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此次新华网作为本届论坛的媒体合作伙伴，独家承担网络直播，愿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中国城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经验和作为。[ 2014-10-25 14:16 ]
[魏紫川]
我看到，在今天的论坛上，连氏基金会和南洋理工大学请来了很多中外业界的专家学者和我们国内很多城市的政府代表一起进行讨论和交流，既能介绍新加坡和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服务经验，又能就中国服务型政府转型升级中遇到的挑战进行讨论和解答，我们学者的研究和政府人员的工作实践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得到交融和思想的碰撞，相信通过此次论坛，在座的各位都能获益匪浅。[ 2014-10-25 14:17 ]
[魏紫川]
城市的网络形象关系着城市管理者乃至整个城市的声誉，也越来越影响城市的管理与发展，日益成为体现城市执政水平、执政能力和亲民服务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机构在越来越多的利用网络传播平台，加大主动发声的力度，并与网民形成了日益良好的互动，摸索出一套服务型政府在网络时代的新思路，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也将成为考验政府服务能力的新的核心。 新华网作为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已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覆盖了区域性的全媒体采集和多媒体发布的综合网络新媒体平台，怎样在秉承权威性、专业性的传统优势，帮助广大城市借助新华网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宣传平台服务城市发展，助力城市管理决策，我也希望能够在今天的论坛上能与各级地方政府互动和交流，同时也希望新华网能和更多的城市进一步建立起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推动我国城市和谐健康的发展。 最后，谨代表新华网祝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4-10-25 14:18 ]
[主持人]
谢谢魏总的致辞，今天利用论坛做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从2010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连氏基金的指导下，开始了指数调查项目，每年通过电话走访36个城市数万名的企业和居民，总结出这些城市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和现状，今天在此发布2014年最新调研结果，下面让我们有请研究团队上台发布结果。他们是项目主持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吴伟副教授；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于文轩，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马亮和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羽博士等成员上台。[ 2014-10-25 14:33 ]
[吴伟]
非常荣幸代表我们团队给大家发布今年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的发布，在这里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这个是我的联合主持人于文轩博士，那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员马亮博士，这次你们拿到的报告是他所操刀的，还有我们的博士后孟羽博士。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们这个调查项目是得到新加坡连氏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也是我们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院非常重要的科研项目，今天非常高兴迎来这个调查项目的第五个年头，这个应该说也是世界上独有的，一个国家连续进行五年的长期的调查。我们这个调查的目的是配合中国政府在打造服务型政府方面的努力做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们这个项目过去五年，围绕着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个主题，每年都制定了一个科研的主导内容，今年我们是侧重于提升社会公平感，建立服务型政府。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有70个指标，这70个指标分为三大维度，从公共视角，就是老百姓公民的角度，还有企业的视角，企业的角度，还有基本服务视角，这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跟回报。这方面三个大维度，三个大维度分为70个小维度，我介绍一下我们的三大维度，从公共视角分为五个子维度，从公共参与的角度、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政府的效能以及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等新闻调查。服务满意度有十个小维度，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十个子维度。企业视角包括四个子维度，从公共服务满意度，企业公共满意度分为六个小维度，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供给方面的因素，我们从四个子维度方面进行调研。[ 2014-10-25 14:37 ]
[吴伟]
这个项目在连氏基金大力支持下，在中国主要城市进行调研，这个图表跟大家展示了这个项目样本的量。从2010年开始，我们主要覆盖了32个以省会为主的城市，到目前我们覆盖了所有的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等等。今年的研究主题跟目前社会非常关注的主题不谋而合。公平是公共服务的三大支柱之一，与今年美国公共服务学院的年度会议不谋而合，他们刚好也是定了社会政府公平为主题，美国公共管理学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管理学会，他们今年定的主题也是跟我们不谋而合，也是针对社会公平这方面进行探讨。[ 2014-10-25 14:38 ]
[吴伟]
中国政府对提供公平的服务也非常重视。今年我们调查有几个范围，一个我们覆盖了36个主要城市，包括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今年主要研究发现有这么几个，首先针对今年的主题，也就是公共服务公平性做了评价，这个平均分大家看到，从1分到10分，平均分6.3，总体来说中国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性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其他的维度比较一下，这是企业对公共服务方面的评价，整体来说是6.2，在平均分5分的话也是比较满意的。[ 2014-10-25 14:41 ]
[吴伟]
从36个城市的比较我们有一个发现，公共服务和政府比较好的城市，一般来说调查对他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也感到比较满意，这个是我们制作一个图表，从这个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像南京、青岛、长春、长沙、深圳这些城市，他们在整体的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比较高，同时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的感觉也比较高，所以他们是正相关的。具体来说，我们刚才介绍的子维度分析，公众对各个领域服务的满意度，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到，公平性是倒数第二位的。跟其他的维度来比，下面这些硬件方面来比，老百姓对公平性评分评价是非常低的，仅仅略高于房价控制方面的维度，这个是我们一个发现，政府应该提高的。[ 2014-10-25 14:44 ]
[吴伟]
从五个大维度来比较，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整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跟往年一样，在政府信息的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政府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提升，特别是老百姓参与政策的制定方面比较低的，这跟前几年做的结果是一致的。 从企业来讲，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企业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是最低的，远远低于其他调查所覆盖的子维。我们这个项目同时还对其他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主要的发现，目前虽然刚才的魏总也介绍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媒体的时代，但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发现，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获得主要还是通过大众媒体的，政府网站的信息获得远远低于大众媒体，商业网站甚至社交媒体和手机短信，虽然各地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网站，但是看来不是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个是各地政府在公众参与方面那么低下，大家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们发现，差不多有70%的中国的公民从来没有上过政府的网站，这个也是各地政府应该注意加强的。[ 2014-10-25 14:46 ]
[吴伟]
我们这次调查还有一个新的亮点，我们在对30多家企业做调查的时候，调查了他们有没有想要迁址的意愿，这是企业对当地政府满意度的重要指标，我们发现整体还是比较好的，83%左右的企业，他们决定还是留在本地，但是还有20%左右的企业想要搬离本地。原因是我们对他们想要搬迁的原因做了一个分析，人才招聘是个最大的瓶颈，这是各地政府需要提升的一方面。如果招不到人才，就需要移到别的城市去了，人才是最主要的导致企业想要搬离本地城市的最主要原因。[ 2014-10-25 14:48 ]
[吴伟]
我现在跟大家隆重推出我们今年对36个主要城市的各项指标的排名，首先从公众视角，这是我们调查的25000多的老百姓，大家心目中哪些城市做得最好，这是公共城市来讲，青岛比去年又遥遥领先排名第一，厦门市连续过去五年的出色的表现排名第二，今年让我们非常意外是重庆进入了第三，还有合肥紧随其后，沈阳脱颖而出，首次进入了公众服务排名的十强。刚才是公众，25000多名公众对政府的评价，现在大家看看3000多家企业对当地政府做了什么样的评价，大连是第一，重庆紧随其后，有四个红点是首次进入前十家的，分别是呼和浩特、贵阳、长春、沈阳，它们也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2014-10-25 14:50 ]
[吴伟]
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这是做得最好的十家，深圳、北京，北上广进来了，刚才可能大家注意到在前面公众的服务跟企业的服务，北上广基本都在，但是在基本服务的投入方面，这些经济的大省，经济的大市他们还是比较领先的，为他们基本服务的投入还是比较大。在三大维度之上，我们根据40%、30%的平均对三大指标做了总评价。最后给大家隆重推出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的排名结果，摆在首位还是厦门市，延续了过去几年成功出色的表现，这也证明了我们指标体系的稳定性和科学性，大家看十大城市里面，60%，都是过去几年非常稳定的十佳，厦门是摆在首位的。第二个是沈阳，今年也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表现。第三个是青岛，排在第四的是重庆，然后是杭州，它们俩是并列的，杭州跟深圳是并列的，接下来是大连，成都市和南京市并列第八，再后面是合肥跟上海，北上广只有上海进入了十佳。 今年我们的报告，大家拿到的报告还有一个我们往年没有做的，往年顾及到一些城市的面子，过去的四年只公布了前十家，今年第一次把36个城市的排名全部公布了，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方法来引起那些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的城市要注意，我们对过去五年的城市排名也做了综合的评估，也都在我们报告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城市像厦门、青岛、大连这些城市，过去五年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有些城市在过去几年我们调查发现也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在倒数十名之内，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第一次把36个城市全部公布出来能够引起还有一些发展中的城市，应该向前十家学习。还有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也对香港跟台北两个城市进行他们的评估，在我们的报告上面，我们也公布了这两个城市他们在三大指标方面的表现情况。 我的报告就到此，谢谢各位。[ 2014-10-25 14:53 ]
[主持人]
谢谢吴教授以及他们的团队。相信各位媒体朋友会有很多的问题，时间的关系，为了能够充分的交流我们将开放会场的第二贵宾室，作为媒体采访间，科研团队集中在那里接受媒体的采访，谢谢各位的参与。由于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调查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他们发布的结果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并已经产生积极的影响力，今天荣幸地请到了连氏基金主席连宗诚教授莅临大会，为大家颁发2014年连氏服务指数获奖调查证书。 首先邀请黄文涛副市长代表合肥市领取证书，祝贺合肥市。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毅先生上台，代表重庆市领取获奖证书，祝贺重庆市。 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曹鹏代表沈阳市领取获奖证书。 祝贺他们服务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祝贺他们。[ 2014-10-25 14:56 ]
[主持人]
刚才正好说到建设服务型政府，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服务型政府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并推动城镇化顺利发展，接下来的环节我们既能听到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同时也可以听到来自地方的实践经验，本节的演讲嘉宾是2012年连氏学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和研究员杨宜勇博士；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先生。负责主持的嘉宾是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先生。 下面将主持交给王司长。[ 2014-10-25 14:59 ]
[王金华]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第二个环节由我给大家主持，刚才邀请到了四位重量级的嘉宾，今天有两位获奖城市的代表，还有两位是长期研究中国政府或者世界政府相关政府的两位专家，都是重量级的。我们政府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介入，刚才我看到发布的指数，其中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指标，有些不理想，特别在社会参与和公众满意度方面这个方面确实中国很多的城市都面临着突出问题，今天咱们依次请各位发表他们的高见，首先请合肥市副市长黄文涛先生，由他来给大家发表他的高见，大家欢迎。[ 2014-10-25 15:00 ]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黄文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厚爱，很荣幸应邀参加本次论坛活动。受张庆军市长委托，首先，我谨代表合肥市人民政府，向2014年连氏中国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合肥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合肥地处中国中部、淮河与长江之间，是全国唯一环抱五大淡水湖之一（巢湖）的省会城市。合肥历史文化悠久，巢湖流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4000多年，自秦置县以来已有2200多年。1952年，合肥正式成为安徽省省会，经过建国以来几代人的辛勤建设，合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合肥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GDP、财政收入、投资、规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由20位左右前移至10位左右。当前，合肥正紧紧围绕“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兴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前不久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要优化提升沪宁合（上海、南京、合肥）主轴带功能，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城际交通网络。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为合肥的未来发展擘画了崭新蓝图。[ 2014-10-25 15:01 ]
[黄文涛]
近年来，合肥迈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期。“十一五”以来，全市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两个百分点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拓展20平方公里以上，市区户籍人口年均增加11万人，市区流动人口年均增加20多万人。在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我们围绕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依法行政。坚持科学立法，努力推动立法从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和规模，向更加注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效益、质量和方式转变，尤其是把“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规范制约权力”等作为重点。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制定了《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2004年组建市政府法律顾问团，在推进依法行政、保证行政决策科学化、法制化，有效预防腐败，积极稳妥化解行政争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政府法律顾问服务体系。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的重大事项，均由市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前置性法律审查；以市政府名义对外签署的各类协议，也都由政府法制部门组织专家顾问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是依法行政。坚持科学立法，努力推动立法从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和规模，向更加注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效益、质量和方式转变，尤其是把“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规范制约权力”等作为重点。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制定了《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2004年组建市政府法律顾问团，在推进依法行政、保证行政决策科学化、法制化，有效预防腐败，积极稳妥化解行政争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政府法律顾问服务体系。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的重大事项，均由市政府法制部门进行前置性法律审查；以市政府名义对外签署的各类协议，也都由政府法制部门组织专家顾问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014-10-25 15:02 ]
[黄文涛]
二是深化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简政放权，着力打造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环节最优、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意识最强的城市。经过多年多轮清理，目前全市保留行政审批事项135项，其中市本级审批事项仅保留83项，90%以上的事项实现在政务服务窗口即时办结，并配套推出了“超时默认”、“缺席默认”、“全程代办”、“限时办结”等举措。同时，指导县（市）区服务中心开展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努力构建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服务网络，形成上下联动、横向互动、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向社会、敞开大门开展市直部门“三定”工作，开了全省乃至全国先河。深化街居管理体制改革，整合老城区街道和社居委，积极探索构建“大社区”等直接面对群众提供公共管理服务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改革，将建设工程、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和土地出让四个招投标中心整合形成了合肥市招投标统一交易平台，并在全国建立了首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严格实行“有效最低价”中标。深化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实行规划、立项、招标、工程管理、资金拨付、决算审计等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六分开”管理体制，保障了大建设工程顺利进行。[ 2014-10-25 15:02 ]
[黄文涛]
三是提升效能。大力优化投资环境，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2012年以来，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建设项目竣工联合查验工作。通过实施联合查验，建设项目查验申报材料由105个减至54个，办理时限由104个工作日减至8个工作日。在基本建设项目收费方面，按照“合法、公开、高效、便民”的原则实行“ 一费制”管理，统一目录、统一标准、统一受理、统一缴纳、限时办结，有效规范了建设项目缴费环节和流程，不仅大大提高了缴费效率，也切实降低了廉政风险。目前，工业项目在3个月内、其他项目在4个月内确保办好手续、开工建设。2013年以来，我们还开展了公共服务窗口经营性服务收费等专项清理，要求公共服务窗口为群众办理户籍管理、社保五险、人事人才、福利救助、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六个事项时，提供免费复印等服务。2013年，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约1.8亿元，免收开发园区2400多家企业工业投资项目资金3亿元。 四是公开透明。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网作为全市政府信息发布第一平台的作用，截止目前，该网共发布信息50多万条，其中，主动公开占85%，依申请公开占4.5%。完善政府新闻发布会制度，及时将密切关乎群众利益的、易于引起公众误解的、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事项通过发布会向人民群众公布。201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群众诉求受理平台，通过整合各类投诉受理热线，并引入电子监察手段，用“服务外包”的模式解决了“不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的问题；用“升级督办”的机制解决了“对诉求只侧面答复、不切实解决”的问题；用“电子监察”的手段解决了“回复迟缓、推诿扯皮”的问题；用“数据挖掘”的技术解决了“诉求数据无法合理应用”的问题。2013年，全市受理群众诉求61万件，按期办结率99.9%，群众满意率98%。 五是强化监督。为强化社会监督，2013年以来，我市开展了新一轮政风行风评议，将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省部属驻肥有关单位和公用企事业单位共计73个全部纳入评议范围。在评议方法上，采取社会测评、自评、工作考核、综合评价、测评重点处室和下属单位、政风行风监督员测评和县（市、区）评议等。在评议形式上，实现“三个延伸”，即评议对象向基层延伸，评议主体向群众和企业延伸，评议监督向媒体延伸。为强化新闻监督，积极推进“问政合肥—政风行风面对面”节目建设。通过网络接受群众投票，根据群众关注度高低确定参加节目录制的政府部门；严格督促节目参加单位认真处理群众提出的咨询、投诉问题，能当场解答的要当场给予答复，当场不能解决的，节目播出后5个工作日内要答复、解决，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为强化群众监督，在全国首创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对涉及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行政处罚案件须经群众评议后方可作出决定。截至目前，共招募普通群众公议员476名，开展群众公议活动300多场次。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深入推进效能建设、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合肥市这几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是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本次论坛为我们学习借鉴海内外先进治理经验提供了难得机会。我们将虚心求教，再接再厉，积极进取，不断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推进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新的更大努力。 谢谢大家。[ 2014-10-25 15:04 ]
[主持人]
感谢黄文涛市长，他的发言回答了刚才发布的城市公共服务指数和上榜十佳城市的原因。下面我们请第二位发言嘉宾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毅先生发言。[ 2014-10-25 15:05 ]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毅]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想借这个机会，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与到连氏中国发展论坛，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重庆授予这样的有关政府公共服务的指数的奖项，让我们也特别高兴。非常感谢连氏基金会给中国重庆西部唯一获奖城市，大家知道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被认为世界发展的两大车轮，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怎么样推进新型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加快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14-10-25 15:08 ]
[王毅]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虽然只有700平方公里，500万人口，是一个小国，但是新加坡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大国的角色。我出访过新加坡十多次，对新加坡很有感情。我今天想说的是新加坡在20年前建了一个苏州工业园，这是对中国先进制造业提供了一个标杆，后来新加坡又在天津建设了生态城，为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做了很好的标杆。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新加坡正在给中国西部搞一个国家级园区，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2000年开发浦东，然后开发天津，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怎么样促进西部的开放开发，在西部的开放中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融合发展，怎么在中国西部建立一个标杆，就像苏州工业园一样，为未来中国的30年城市化树立一个标杆，我觉得应该选择重庆。[ 2014-10-25 15: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