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上海，两座美丽的城市，有着许多相似性。

　　而一个牵起两地的项目，也在过去的十年间，为两座城市注入更多情谊。创办于2004年的“中国――新加坡青年商务大使（yba）交流项目”迄今已有十年。该项目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外国专家局与新加坡国际基金会合作举办，每年中新双方互派4-8名青年专业人士到对方国家的大型企业和机构进行为期10周的工作交流，熟悉接收机构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

　　去过新加坡的上海公务人员对这座花园城市有哪些印象？他们又为上海带来哪些可借鉴经验？

　　■本报记者沈轶伦

　　沈强(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点评：高度自律的社会体系

　　用一个关键词形容新加坡，就是“自律”。

　　我在新加坡挂职10周，感受到从政府管理到企业内部管理的自律。所有人都根据各自身边的规则一丝不苟执行，没有人会去钻所谓的规则漏洞，或者尝试打“擦边球”，我想这也是新加坡社会风气与全民教育素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体现出的一种“理想状态”。

　　在新加坡，廉洁是一种双向行为，投资者不会挖空心思去突破政府所设定的“负面行为清单”，因为不遵守政府规则是一种不可想象的行为。这就消除了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犯错的土壤。同样，新加坡公务员也以严格执行规定为职业操守，不会利用自由裁量权去谋私利。促成这一廉洁行为的因素是诚信社会的建立。无论是企业或个人，违反诚信在新加坡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会对个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违规成本在无形之中对新加坡的每个人有了巨大的约束，造就了高度自律的社会体系。

　　我在新加坡曾去媒体发展局访谈，想了解文化部门对市场的监管方式，出乎意料的是媒体发展局并不存在日常监管的制度，只有接获社会举报，政府才会去调查取证并依法处理。负责接待的公务人员用很自信的口气说道：“企业开设时政府就完全交代了行为准则，没有企业会不按规矩办事，违反诚信的代价太高了！”

　　上海城市诚信体系的建设在这方面可以向新加坡借鉴。

　　冯云（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点评：创新第三方与政府合作

　　新加坡设置法定机构的模式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新加坡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外，还有非常独特的机构――法定机构（statutoryboard）。这种机构是专门的立法机关设立的执行专门职能的机构，属于半官方性质的法定实体，为政府行政机构分担职责，进行市场化运作。法定机构通常有三部分人员构成，即董事会、管理团队和行政人员。目前，新加坡有超过60个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社会化的组织模式和企业化的运营方式使它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优势，能够更有效率地贯彻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其次，法定机构承担了部分政府工作量，能够减少政府部门的工作量，提高了政府运作效率。最后，法定机构的工资待遇可自行决定，能够减少公务员中的优秀人才向私营部门流失。国内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建议可将专业性和公共服务性强的事业单位转化为类似于新加坡法定机构的企业化运作管理的组织，让这些组织真正担负起公共服务的职责。

　　吕娜（原任职于徐汇斜土路街道办事处）

　　点评：社会治理人人参与

　　在新加坡期间，最值得回味的是参与东南社区理事会（southeast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的一项纸鹤换稻米（cranes to grain）计划。

　　该活动由社理会的志愿者小组推进，旨在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奉献，活动期间，每折一只纸鹤并投放到指定的回收单位，即可从赞助商处为贫苦居民换得一碗米饭。对应的大米将在活动结束后由社理会统一发放给需要的人。

　　我曾和同事到中小学校发动学生折纸鹤，也曾陪同当地报纸记者到一位67岁的老人家采访。老人天生残障，但她用残肢参加折纸鹤的行动，用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记得在推广这项计划的时候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米商不直接把米捐出来，还要去浪费纸呢？其实这项活动的价值不仅是扶贫济困本身，更是向社会呼吁奉献，告诉那些没有足够的资金或精力帮助别人的人，其实你可以奉献一点时间、一点力量，你的时间和力量对别人来说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同样值得借鉴的是计划的运作模式，不再是政府一家大包大揽，而是“政府搭台，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唱戏，群众受益”。我们可以更多向外借力，借助和发展社会组织，对接社会需要与公众需求，通过人人参与、共同建设，让社会发展更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现在市委的一号课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都更加强调社区的管理服务本位，并将通过一系列举措，促进社会治理的“倍乘效应”。在这个背景下，回过头看当年在新加坡的收获，更产生彼此呼应的效果，希望上海的社区建设取得更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