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认为，生态城发展至今取得的成果主要归因于哪些因素？又有哪些发展经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彭正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生态城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也应该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首先，是中新政府层面的高层合作。从苏州工业园，到生态城，还有正在规划中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都充分证明了高层合作机制能够带来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其次，是天津市的制度安排。天津市对生态城高度授权并采取“不予不取、自我平衡”的财政税收政策，本身对项目就起到了扶植作用。

    再次，则是中新企业层面的合作机制。中新双方的企业财团提供了生态城开发建设的第一桶金，并以合资公司为载体形成了利益均衡共享的机制，继而带动了滚动发展，形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另一方面，总体规划和指标体系保证了生态城的发展方向。2007年两国签署的框架协议原文就提出了，要把生态城建成中国甚至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样板。生态城作为一个试验性、标杆性、探索性的项目，性质和目标在一开始就很清楚。生态城建设伊始，两国政府还共同指导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22项控制性指标及4项引导性指标，用来衡量生态城的进展，在指标体系的引领下，中新双方团队联合制定了总体规划。如此一来，机制体制的支撑作用就很容易发挥出来。

    另外，一座新城的开发，形成良性的、持续的资金投入十分关键，否则再好的发展口号都难免落空。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刚刚提到制度安排是可复制的关键经验，那么生态城管委会、中方投资公司、中新双方合资公司又是如何互相协调的呢？您认为在建设过程中新加坡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彭正阳：从制度安排来看，生态城管委会作为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天津市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合资公司和投资公司作为独立的开发主体，一个是以国企为背景的中方投资公司，一个是双方各占50%的中外合资公司，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体现了“政企分开、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的开发模式。中新双方通过从政府到企业的一系列协议确定了管委会和两家公司的各自职能。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三者之间是融洽的，拧成一股绳地朝着探索一座新型城市的目标迈进。

    生态城的中新合作领域，除了前期顶层设计的安排以外，双方也通过定期的工作交流机制互通有无。不过我认为，生态城在借鉴新加坡经验上，可以走的更深、更细、更具体。

    首先，发挥新加坡在国际舞台的桥梁作用；其次，借鉴新加坡在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经验；再次，借鉴新加坡在社会建设，特别是“生态人”塑造方面的经验；最后，则是在未来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拟定，尤其是一以贯之的执行上，更多地借鉴新加坡经验。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您前面谈到的主要是生态城发展的现状，那么对于未来生态城的发展，管委会又是怎样规划的呢？

    彭正阳：短期来说，未来5年是生态城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需要完成五项任务：首先，生态城在未来五年要基本建成；其次，生态城要全面达到其综合指标体系中的各项量化目标；再次，生态城作为中国首个获批建设的唯一的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肩负着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绿色发展经验和示范的任务，也要在2020年交出答卷；第四，未来五年是“十三五”规划的五年，生态城要达到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第五，中新两国领导人陆续提出，生态城要成为中新合作的新亮点、成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财富、在“三和三能”方面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等等。生态城要在未来五年完成这五个方面的目标要求，任务还是很重的。

    就长期发展看来，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生态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占据生态城市领军者的地位，持续发挥好引领示范的作用。生态城市应该是未来之城，是引领和示范之城，应在一系列专项领域做精深的探索和创新，不能固步自封、按部就班，停留在一般性探索的基础上，否则迟早会沦为“平庸之城”。用当前的眼光去看待它，用以往的工作方式去推进它，都很难建成真正具备扎实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未来之城”，我们应以新的理念、思想和方法完成生态城的内涵所赋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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