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出国旅游，大抵有两个心愿：一是能尝到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二是花费能够尽可能做到物有所值。新加坡的“小贩中心”，不但让这两个愿望尽数实现，其中透露出来的城市管理经验也可供我们参考。

    如今的小贩中心已成为新加坡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景”，体现着一种城市的秩序，甚至被列为“每一个人有生之年必须到访的一千个地方之一”。

    也曾有随意摆摊之扰

    早在建国初期，新加坡也面对着小商小贩随意摆摊所带来的困扰。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数以千计的人在人行道和大街上售卖食物，完全不理会交通、卫生和其他问题。结果是街道垃圾成堆，造成堵塞，腐烂的食物散发出恶臭异味，四处凌乱污秽不堪，市区的许多角落都变成了贫民窟。”

    这其实是殖民地时期，因殖民当局对街头小贩长期采取“双不政策”，即不合法、不取缔，而造成的后果。这种近乎于放任自流的政策，也给新加坡带来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私会党强收保护费。

    他们通常划定地盘，强迫小贩缴纳保护费，否则就闹事、砸摊位，让你做不成生意。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黑社会团体的重要收入，也成为各帮派时常火拼、抢地盘的一个重要诱因。

    可是刚刚独立的新加坡政府，并不认为上述问题可以单靠强化执法来根除。李光耀坦率表示，“（这要等到）我们能够提供许多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对街头小贩进行登记

    1968年，新加坡政府开始行动——对街头小贩进行登记。为了让小贩“固定”下来，政府也开展小贩迁徙计划。通过建屋局和市区重建局等机构建设水电设施完善、通风又卫生的小贩中心，并以非常优惠的价钱分租摊位给街头小贩，吸引他们入驻。

    政府提供的相关优惠配套一直持续到1990年。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发出熟食小贩执照，把小贩从人行道和马路上移到附近严格建造，备有输水管、阴沟和垃圾处置系统的熟食中心。到上世纪80年代，所有小贩都获得安排。他们当中有好些厨艺一流，游客闻风而至，几个还成了百万富翁，开奔驰轿车，雇佣侍应生。”

    在所有小贩得到安置后，新加坡又开始实施摊位顶让制，允许那些第一代以政府津贴方式获得摊位的小贩转让承租权，新接手的承租者须以市场价付租金给政府。这样使小贩对自己的摊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甚至能够在退出经营时获得一笔收入。而政府也会定期把空置的摊位开放给公众投标。对经营小贩生意有兴趣的国民，可以用市场价获得小贩中心的摊位。

    不过，整齐划一的集中式管理，后来也导致一些传统街市的冷落。例如，曾被誉为新加坡唐人街的牛车水一带，在新加坡人眼里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甚至让一两代国民感叹集体记忆与传统的消失。为此，新加坡政府后来采取应对措施，在牛车水等地设置有固定街头摊位的美食街，并允许基层组织和工商联合会等主办夜市或年货市场，设法让一些商贩在有序的管理下重返街头。

    保证小贩持牌设摊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的街头摊贩都必须持牌设摊的国家，除了对经营食品类的小贩集中引入小贩中心经营外，还颁发流动小贩牌照，分为工匠、报纸、冰冻甜点、流动车以及其他类别共五种。新加坡政府对流动摊贩实行有序、有限制的开放政策，限制流动摊贩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经营，并且要符合一定的卫生健康标准。把市区划分为“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疏导区域”几类，分别采取严管、控制和规范等管理策略，根据路段管理标准来控制流动摊贩。

    新加坡有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仅城市管理方面的立法达400多种，使每项工作都有法可依。其中针对小贩中心监管的法律就有环境水源部制定的《公共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条例》，由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负责执行，并且制定了《公共卫生条例》，创新了“犯规记分制”管理办法，为每个商贩都发放了《食品卫生手册》。

    在接受管理、享有权利与义务的同时，很多流动商贩也很注重维护自我权益。

    新加坡的小商贩通常都加入了相应的协会，受到行业协会保护。经营熟食店的张颖英就加入了市小食品销售者行业协会，每周向协会缴纳10新币（约为人民币46元）的会费，她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她说：“钱交得不多，而且心里很踏实，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行会就会出面交涉，比她自己解决简单得多。”

    在新加坡，工会和行会的势力很大，是保护劳动者的重要力量。通常，工会成员向工会或行业协会反映问题，这两个组织再将问题反映给政府部门。这样就形成了民间和官方之间畅通的交流方式。张颖英说，小贩中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小贩中心都有各类商贩的头儿，他们对同行业商贩进行管理，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或矛盾。他们将市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行会反映，并能得到解决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