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在所谓的新加坡政治民主选举时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2011年大选过后，岛国社会一下子就像是被不小心打翻了的潘多拉盒子，各式各样经济犯罪、性犯罪、贪污、贿赂、欺骗等等腐败堕落的案例频频曝光。一向行事低调、为人朴实的民众，被突如其来的暗流狂潮所冲击，明显感到有点儿措手不及、应接不暇。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社会到底得了什么病。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众多个体人物的以身试法，折射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状况，暂且不论目前呈现于国人眼前的是否只是冰山之一角，单从业已披露的案情来看，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高官，还是民间的宗教领袖，抑或是专业人士，他们都曾经是我们教育制度制造出来的精英人才，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一些看似无虞、常引以为自豪的制度，存在着值得深入检讨的盲点与误区？

    谁关注社会精神层面的提升

    我们的精英教育，在为国家制造了济济的经济建设人才的同时，也为我们社会分隔出了几许无谓的界线。就像在这个社会有高薪收入者和低薪劳力的不同，有所谓的成功人士与非成功人群之分，我们的社会也有heart-lander和globaltrotter之分野；有人被冠之为stayer，也有人被封为quitter；我们有邻里学校培养的普通源流的大众学生，也有在百里挑一的特选名校里自我期许颇高、自我感觉特好的学业超优等生。

    岛国生活环境的逼仄与自然条件的匮乏，激发了我们充分掌握有限资源、注重金钱投资的重要性。我们不断努力追求资产的增值；上至国家层面的政策计划，下至国人对个人自身前途的谋划，无一不在其后隐隐呈现了一种怕落为人后的恐惧。于是，我们众口一心的提升，是着眼于自己居住产业市值的提升，是着眼于个人学历文凭的提升，是着眼于企望私人工资收入的提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有关提升的课题，是关乎我们社会的精神建设层面的呢？

    当回头背诵我们的《信约》，凝视我们共和国国旗上那象征着民主、公正、和平、进步与平等的五颗红星时，不觉让人惊叹：我们前辈描绘的奋斗目标，仍然是我们今人需要继续努力而实现的愿景。这建国四十多年的路途，以物质的尺度丈量，似乎我们离目标接近了；然而用精神的尺度来衡量，不敢说我们是在后退，那也委实没有前进多远。

    工于心计，拙于大道

    有人说，往事如烟。回眸历史，有时徒然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凝视现实，臆想充斥的主观论断，掌握了话语权的强势声线，有时还是让人不免噤声，转而求之于内。

    吾生也晚，没能赶上那个改变历史的大时代。但是，后人的少不经事，是不是就是不能参与对历史解读的一个充分理由？年青，没有把人间世事当作理所当然的权力，但也不该是被剥夺思考与发问权力的原因。人类向善的力量，上下求索的精神，似是神启，实为人性光辉之所在。

    社会偏见是禁锢自由心域的监牢。物欲熏心、人欲横流的世道，摧残了多少阳光健康的心灵。在物质世界无往不胜而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刻板的日常习惯，使人们工于心计巧算，拙于大道人心，一路走来，我们过于倚重专才的建言，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唯利是图。尽管，这利是关乎一国社稷民生之利益，远非中饱私囊、满足个人私欲的贪腐，固然令人激赏；然而，有时不免让人觉得无奈。

    我们的现实处境逼得我们多少有一点儿像一句歌词里唱道的：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央。

    另一方面，人类的思想是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是用人类独创的语言文字来承载的。著书立言，除了体裁与叙事风格之外，叙事者所采用的书写语文，也是直接体现国家社会历史性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