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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有一种生命在讲台之间

　　羊城晚报：您很多口述的讲授整理出来就是好文章，那么您在课堂上讲授、详解这些诗词，事先会准备稿子吗？

　　叶嘉莹：一般情况下不准备。我自己讲课本来就没有准备讲稿的习惯，这倒还不只是因为疏懒，而是因为我原来抱有一种成见，觉得在课堂上即兴发挥才更能体现诗词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写下来再去讲，未免要死于句下了。

　　这里还要说一句，我现在其实很不喜欢上课使用ppt（电脑课件）。因为，我原来是愿意任凭自己内心的活动去联想、生发的，可现在要你这老师先写定一个稿子，要讲哪句话，就给你打出来哪句，按照这个讲，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喜欢有一种生命在讲台之间，一边说，一边写。

　　羊城晚报：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和创作上，您都取得了斐然成就。而相较之下，您应该还是在教学方面着力最勤？

　　叶嘉莹：这是肯定的。从1945年开始，我未曾间断地一直教书。而且，在这几十年里，和别人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几倍。因为人家教一个学校，我却是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

　　羊城晚报：这一点非常有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几乎台湾那几所最有名的大学，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都由您一人包下来了。您怎么能做到的呢？

　　叶嘉莹：我是1948年3月结婚，11月就因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随他去了台湾。但很快，我们俩就遭受了“匪谍”嫌疑的牢狱之灾。后来获释，我们到台北，先在台北二女中教书。这时期，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其中有一位许世瑛先生，他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还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他们两位见到我，也知道了我的困顿状况，就提出，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开始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

　　两年后，许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学做了中文系系主任，又邀我去淡江教书。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就开始在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所以，我所谓兼任，其实比台大专任的课还多。又过了两年，台湾辅仁大学复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说，辅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能不来教？所以，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也都归了我去教。三个大学，说是有两个兼任，其实都是专任的工作量。后来，淡江大学又有夜间部，也要我教。像这次来天津参加活动的白先勇、林玫仪等人，都是这一时期在各校听过我课的学生。我现在都难以想像，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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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生两大欣慰，传承师门正统

　　羊城晚报：昨天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听您说起自己“平生两大欣慰”，仍然是同教学传承有关，却并不是因为自己“桃李满天下”。您的语气让我们震撼。

　　叶嘉莹：是，我觉得自己平生做了这两件事情，到现在都以为做得真对。一个就是把我上世纪40年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候，记下的顾随先生讲诗的笔记一直保留、整理出来。当时很多人都只欣赏大家老师的讲诗，只有我是埋头苦记，把老师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了。所以我的同门史树青先生见到了这些笔记，说：“当时没有录音机，可你的这个笔记简直像现场录音的一样！”这些笔记随我辗转海内外，每在旅途不敢托运，随身携带，一直视之为“宇宙之唯一”。最终我将它们交给了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教授，整理发表。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去加拿大之后，认识到古诗吟诵的重要性，于是请求我在台湾的老师戴君仁（静山）先生用最正宗的吟诵录下了一卷带子。戴先生对我们学生有求必应，他录了一小时的诗歌吟诵，包括古今体、五七言诗。当时戴先生年纪也很大了，把通篇的《长恨歌》、还有杜甫的秋兴八首都从头吟到尾。这个带子我带回来了，台湾那边反而没有人保存下来。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传统吟诵的方式。

　　所以，纵然我一无所长，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做好了这两件老师的事情，也很值得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