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审判，执法也是教育

    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收集的法兰克福审判庭审证据。冯雪珺 摄

　　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以下简称法兰克福审判），最早缘于一封揭发信。上世纪50年代，有人给联邦德国司法机构和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发信，指出有一个参与指挥大屠杀的党卫军军官逍遥法外。信中提供了确凿证据。在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敦促下，1958年底，法兰克福检察院起诉了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高级军官威廉姆·伯格。

　　1959年1月，《法兰克福评论报》记者托马斯·格尼尔卡在深入调查后，给当时的黑森州大法官弗里茨·鲍尔寄去一封长达8页的信，信中是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部以及纳粹党卫军的公函等资料。鲍尔法官一直坚持追查纳粹大屠杀罪行，这次他抓住了机会。

　　当年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有6000多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大屠杀。法兰克福审判就是针对这些较低一级军官的。战后，他们多已销声匿迹，潜入社会。而当年在纽伦堡审判和克拉科夫审判时，这些人之所以逃脱了审判，借口就是他们是下级，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主动参与屠杀。

　　1963年，审判在鲍尔的推动下，终于在法兰克福拉开序幕。之后历时近3年的审判对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谋杀罪行一一清算，留下了总计430个小时的庭审录音。除了2名被告因健康原因无法接受庭审，2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军官，被送上了被告席。幸存者对悲惨遭遇的陈述、对奥斯维辛恐怖的控诉，使法官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最后，有6名战犯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是当时的最高刑罚，另有10人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处3年半至14年监禁。

　　审判这个话题，当时在德国司法体系内并不受欢迎。“公开审判之前，我们收到了不少来信，反对公开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甚至有同事建议，为避免过激舆论，改成小范围的多次庭审。然而，弗里茨·鲍尔顶住了压力！几乎所有幸存者都到庭作证。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向法庭陈述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指认罪犯。法兰克福审判结束之后，每个德国人都知道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这也是鲍尔一生致力的夙愿——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弗里茨·鲍尔研究所档案室内，记者对面坐着法兰克福审判的检察官之一、87岁高龄的格哈德·维泽。

　　维泽对记者说：“其实年轻人对法兰克福审判的兴趣比他们的父辈还要浓。纳粹历史还没走远，那些幸存者、战争遗孤还活着，在这些家庭里，纳粹恐怖永远是一个话题，带来的创伤长期存在。”无论是那些在纳粹时期选择盲目站在施暴者一方的德国人的子女，还是那些幸存者及其子女，都急需一个公正审判，去清算德国在纳粹时期犯下的罪恶，释放他们心头的困惑与压抑。在弗里茨·鲍尔研究所研究员维尔纳·伦茨看来，法兰克福审判正好就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

　　从1959年6月至1963年，维泽等人参阅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19个国家359位证人，其中包括211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写下了长达700页的公诉书。“那时候，听众席上每次都是满满的人群。直到1965年审判结束，讨论依旧持续了很久。”维泽回忆道。

　　从德国人对二战反思的角度看，法兰克福审判也许更有价值。审判曾引起联邦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它结束了德国社会对于纳粹大屠杀罪行的沉默、压抑和忘却。有两万多人先后旁听了这场审判，其中有不少学生。

　　这次审判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联邦德国出现的大反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审判的旁听席上，有一位青年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在参加审判前还认为，第三帝国的灭亡是不久前的事情，人们根本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它。但正像很多当时的青年人一样，审判的过程最终改变了他的看法。他感慨地说：“幸亏我出生得比较晚啊。”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

　　法兰克福审判之后，德国对二战纳粹的审判并没有停止。只要发现纳粹分子的线索，检察机构就锲而不舍地追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审判往往是公开的，这不仅是为了惩罚，更是为了警示未来。1995年，在黑森州政府和法兰克福市政府推动下，以弗里茨·鲍尔之名命名的研究所成立，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以正视历史并进行反思。维泽说：“审判罪犯是我的职责，无论阻力多大，舆论如何。在德国，谋杀没有时效。是谋杀，就要得到审判。经历过二战的人还没有走远，德国不可能忘记历史；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德国也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如今，二战已经远去70年，在德国，对纳粹的追责工作仍在继续。今年4月21日，93岁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因涉嫌协助谋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关押人员而在德国遭起诉。德国州司法管理局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副主任托马斯·威尔告诉本报记者，一群忙碌而坚定的人们从未停下脚步，只为一个信念：将所有犯下谋杀罪行、逍遥法外的纳粹罪犯绳之以法，无论他们躲在世界哪个角落。（郑 红 冯雪珺）

　　（资料图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