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将于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次年会将通过19个专题分场，深度解析中国的换届新动向、转型新挑战。敬请期待！

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将于9点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我谨代表通商中国全体同仁衷心感谢各位贵宾在百忙之中出席第四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并向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给予热烈欢迎。2010年为了庆祝新加坡与中国建交20周年，通商中国创办了慧眼中国环球论坛这项标志性的国际会议，旨在建立一个透视了解中国的独立双语平台，使新加坡成为引领世界各国与中国沟通的主要交汇点。

这几年来，我们获得了各界的鼎力支持和良好的反馈，特别是今天在座有不少与会嘉宾都是论坛的忠实支持者，我谨在此向各位表达衷心的感谢。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增长，而现在正进入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世界各国现在更加关注的，是中国未来30年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于今年3月的“两会”之后，正式进入“习李时代”，全世界都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策略，以及新政权领导下的中国将为全球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与中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要怎样在其中达成双赢或共赢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崛起，又将如何影响它和周边的国家，以及世界强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耀眼的经济成绩单背后又隐藏着什么隐忧和挑战等等，这些都是本届论坛要重点探讨的课题。

有鉴于此，本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将主题定为“换界新动向 转型新挑战”，并且汇聚了多达70多位来自新加坡、中国、亚洲、乃至欧美的政界、工商、学术、文化和媒体界等领域的专家和领袖，通过19个主题和分会场的讨论，以不同的角度分享他们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独到见解。通过这项论坛，我们希望为本区域甚至全球对中国课题感兴趣的人士，提供一个知识共享和扩展人脉网络的平台，针对中国新格局，以慧眼见端倪。

今年，我们特别荣幸地再次邀请到新加坡副总理兼财务部长尚达曼先生莅临论坛，并担任今晚对话会暨晚宴的主题演讲嘉宾。同时，在这两天的国际会议中，我们还邀请到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女士、新加坡驻中国大使罗家良先生、国泰慈善基金会钱复董事长、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等，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嘉宾，势必为大家带来一场内容丰富、思维创新的交流大会。我们希望，各位在接下来的两天中，能够踊跃参与讨论和分享，并借此平台拓展人脉，为未来的合作开创无限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非常高兴能够作为第一个峰会的主持人来参加此次慧眼中国全球论坛，我相信各位的真知灼见将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也就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的诸立力先生，他的左手边是尼古拉斯·拉迪教授，他是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钱复先生是国泰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大家知道，当我们设计这样一个会议议程的时候，我们当时不太了解怎么能够开始这样的一个会议，到底一开始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处于一个新的阶段，领导人有所变化，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变化和中国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关系。因此，我们希望在此次年会最开始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中国到底怎样开始单位数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议题中我们也希望澄清一下，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中国的经济，并在其中对中国这几年的经济作了比较，如果你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话，你可能会觉得现在中国这辆“高速火车”正在慢慢放缓。当然，大家都希望这样一个放缓是一个循序的过程，希望这样一辆“高速火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首先，让我们邀请几位嘉宾,他们是国泰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钱复、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接下来请SMADJA先生主持会议。

刚才我说的文章中不仅将中国经济形容为“高速火车”，还称之为“超音速大飞机”，这个大飞机有两个引擎，即出口和投资。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可能这两大引擎工作得并不是那么有效，机长一直依赖于另外两个引擎，可是另外两个引擎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因此，现在这个大飞机不得不有所减速。他们当然不希望这个飞机最后一下子坠机，而是希望两个引擎能够逐渐发展，尽管速度有所放缓。 我们知道中国希望这两大引擎能够慢慢转化成另外一个引擎，也就是需求引擎。2010年，中国的资本投资是中国GDP的48%，如果你看2011年的发展情况，国内的家庭需求是GDP的38%，因此出口占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是有所下降的。因此，不同的引擎之间到底如何平衡？如何刺激中国的内需，怎样确保中国的经济放缓不会处在一个过低的水平，最终使中国的经济出现负面的影响？有人也进行了预测，中国的GDP会呈现出7.4%的发展，去年是7.8%的发展，甚至有人说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GDP会达到6%这样的一个低水平。

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经济体里面，6%肯定还是很好的，实际上有些国家甚至如果实现6%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可是在中国，6%恐怕就是一个“硬着陆”的表现了，因此，我们到底怎么能够确保引擎之间的转换？并且确保中国这个大的超音速飞机不至于出现硬着陆的情况？我们到底怎么进行机构体制的改革才能适应中国经济放缓的发展，到底怎样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变革呢？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很多省份还会集中精力，或者是仍然以GDP的发展作为他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而不是看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现在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应该向其他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来学习，而且应该学习到底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我介绍之后，就要邀请三位演讲者来发言。首先有请钱复董事长，您对中国的经济体有什么样的观点？我知道您也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那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首先，您觉得现在中国的转型是怎样的？其次，您觉得中国现在信贷紧缩的情况，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您觉得现在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有意愿以及有能力和省政府实现同一个方向的发展？它到底怎样才能促进省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方向促进发展？

谢谢您，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来到今天的年会。对于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我先谈第一个问题。的确，现在中国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刚才SMADJA先生做了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中国是一个大飞机，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永远能够实现双位数的成长，如果能实现那就是很大的奇迹了。 现在全球经济的确是在非常快速的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变成了单位数的增长。我认为，在全球环境里，中国这样的增长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30年当中，如果我们回顾看一下中国的发展，它实现了双位数的年度经济增长，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了不起的成绩了。但是SMADJA先生刚才也说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发展在进行。中国的确有很多产品出口，这些出口给了中国很大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台湾上世纪80年代也有类似的经验。我经常跟我周边的人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我们的生产效率，把产品非常廉价地出售到了海外。我们并没有使用交换回来的这些东西来购买我们的资本设备，并用以改善我们人民的生计，我们获得的是额外的外汇储备，额外的储备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多的额外储蓄可能会流到房地产市场以及股票市场，而这也正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所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的宏观管理，也就是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宏观管理是正确的。

谈到第二个问题，我们新的领导层在改善经济增长方面是怎么做的呢？是把我们原来以数量为重点的增长改变为以质量为重点的增长，我觉得新的领导层在这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大概在一周之前，我们听到习近平主席刚刚讲到，所有的省份现在都必须要改变他们的思路，他们不应该再把GDP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李克强总理则说得更加明确，他在上周国务院的常委会议上说到，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紧张的财政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再做这种“浪费”的支出了。我们应该要针对平民进行重建，要保护我们的环境，同时要为城市建立基础设施，以上这些都应该是政府支出的重点。 当您谈到隔夜银行拆借利率一夜之间从10%上涨到了25%，这是在6月24日到6月25日之间突然发生的，某些评论者认为这个可能与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较相似，当时由于货币流通的紧张发生了经济危机，但是我认为这次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是很相似。我觉得这样收紧货币政策是政府有意为之，因为我们要使用这个收紧的货币政策来更正一些情况。您已经谈到，中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要让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还谈到了要增加内需。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也应该是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去实施的，“十二五”是从2011年到2016年，其中一个是增加内需，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进行整个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在2011年到2015年之间，我觉得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李克强经济”。

谢谢钱先生的评论。我想请问尼古拉斯·拉迪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假设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位数的增长时期，未来会不会出现爆发性的增长重新回到双位数增长？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才钱复先生说到了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那么您觉得哪些是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结构调整？这样中国才能够进行更加顺畅、更加可持续、更加环保的增长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长期的增长潜力大概是7.5%到8.5%，可能中国会有突然的爆发增长达到两位数，但这在长期来看是不太可能的。刚才在你的开幕演讲中也谈到，要从现在的增长模式变成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我觉得这在中短期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在过渡时期经济可能会降到5%或6%，可能有好几个季度或者好几年经济都会以5%到6%的速度增长，而不是7%-8%。我觉得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件事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另外您刚才谈到结构性调整，我觉得李克强对于需要做什么是非常清楚的，金融行业的改革以及财政的改革都非常重要，同时利率更多要由供求来决定而不是由中央银行来决定，这对经济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几年，中国的利率非常低，从2005年开始，一年的地区存款利率基本上是负的，而三年到五年的也大概只有3%左右。所以我们要考虑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机制，在之前有些可能是可以获利的投资，他们因为贷款的利率非常低，所以他们开始获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的经济趋势中这是非常少的，很多公司都用人力来替代资本，这样使他们的利润率有所上升。同时我们看到在整个GDP中，过去几年工资占比是下降的，有人也会问平均工资和工资占比是什么关系呢？平均工资上涨得很快，但是GDP中工资占比却没有增长，因为在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就业的状况是比较缓慢的，很多人也进入到了我们现代的服务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低利率，另一方面在GDP中的工资占比有所下降，这会影响消费的增加。同时，储蓄的利率低这相当于是对家庭增收了很多的税，使家庭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资金。这么一个低的利率如果去掉存款利率上限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不然的话我们会发现家庭的消费会进一步放缓。 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工业行业过度发展，很多行业是由于资本非常廉价，但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需要更多的资金、需要更多的人力，而不是我们传统的制造业。但是传统的制造业因为投资低廉，所以能够从中获益。 同时我也要继续钱先生讲的，台湾在80年代中期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国际上有非常大的不平衡，他们通过金融行业的改革以及其他措施使得他们大概在十年都保持在7.5%的增长趋势，同时他们也开始把过度出口转化为以消费为驱动。 虽然台湾在90年代的情况与中国大陆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也觉得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就像台湾过去要把GDP出口的比例下降，中国是需要提升消费来补足这一点。我觉得从台湾来看有两个经验：一是有好的政策是可以实现这一点的；二是这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我们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慢慢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使得未来有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

非常感谢尼古拉斯·拉迪，下面我们有请诸立力先生。诸立力先生对您也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新的经济形势，对于投资意味着什么？尼古拉斯·拉迪先生刚才也向我们指出了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投资转换方向，如果说我自己是一个国外投资者，或是国内投资者，如果说我要考虑到中国在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的话，那对中国的投资决策应该怎么样来做？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一个个位数增长的时期，但即便在个位数的经济增长当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肯定有一些行业还是会有两位数的增长的，我们也希望对这些两位数增长的行业继续进行投资，您是怎么看的呢？

您说得很对，我们看中国全国平均的增长率并不代表整个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增长率是7.5%，但是有一些行业可能增长非常快，有一些行业却是增长非常的慢。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要给予更多的思考了。当我们谈到长时间的个位数增长时，9.9%和3%当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说这个增长率降到5%之下，我们就要小心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内容都需要进行重新的再思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领域增长可能还是会非常的迅速，比如内蒙古的增长还是在20%，天津的增长率也在15%，现在每年同比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甘肃，甘肃的增长则是更加缓慢的个位数的增长。所以说有些地区他们是有动力在未来的三四年至少还可以快速地增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去到更加缓慢增长的地区，他们可能会要努力赶上整个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但是在中国，我们也要看看政府的重点是什么。在目前的领导层，他们重视：第一、可持续性；第二、城市化。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主题的话，首先在可持续领域，我们谈到了在能源和医疗保健领域现在也开始有很多的私人投资进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还有，很多与环境相关的项目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城市方面，我们谈到了基础设施，同时也谈到了相关服务和产品。这些应该也能够满足从农村进入郊区、郊区进入城市的人的需求。还有一些我们之前没有过的新技术，比如智能手机、手机应用程序、互联网，使得我们的电子商务蓬勃地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进入的新领域。 我们看到有很多相关的领域，如果谈到电子商务，比如我们会谈到如何进行支付，在过去我们是一个现金的社会，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移动支付，甚至可以通过微博来进行支付。所以现在我们进入的这个时代是有很多正在开发的新平台。比如有线电视购物也是新的途径之一，人们不再去大街上购物了，现在在13亿中国人中大概有7亿人仍然住在农村，在当地他们并没有像新加坡乌节路这样的繁华大商场，所以有很多新出现的平台，只要我们对此给予更多的思考，并且跟着政府的工作重点，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很多机会的。

非常感谢，在我们开始自由讨论之前，我想问一下在座三位一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在座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我们都已经看到，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公众有很多的不满。在中国，目前大概有60%的人口是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到2030年，如果说数据正确的话，80%的人口都会是出生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的期望会有所变化。 大家现在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在目前这么一个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公众对于生活水平改善的期望，怎么去管理呢？我也知道中国的领导层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公平的增长，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在过去几年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到了比较值得关切的程度了，但是管理人们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新经济所要继续做的。 那么在座的三位谁想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但这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完成的。您问题的前提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几年我们看到GDP中的工资占比已经是减少了，也就是说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如GDP的增长速度，消费以前超过50%，现在只占到1/3，所以说消费的增长速度也赶不上GDP。所以要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很多年，使得利润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工资在GDP中的占比要上升，不仅是工资的绝对数，同时工资的增长速度要超过GDP才行。同时我们也看到消费的增长速度是不如GDP的，在未来消费可能要比GDP的增长快2%才行。 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在过去几年减少了三到四个百分点的幅度，但是我们工资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的增长速度不能像GDP一样放缓放得这么快，这也应该是政府要着重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于整个社会稳定性的问题，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觉得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期待。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长辈是不同的，他们绝大部分都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比之前一代要好得多的教育。那么有了这些教育之后，有好处也有弊端，好处就是他们的知识非常丰富，他们知道这个国家要想进一步地发展需要些什么。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弊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曾经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我自己也曾经结识过很多在海外留学过的年轻人。有些人他们不想回国，我想台湾的60年代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希望留在国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很高，他们的这种预期有时候可以被实现，比如说当他们回国以后能够实现。 但是我们看到，正像诸先生刚才所谈到的那样，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要素必须要考虑，那就是社交媒体，诸先生刚才谈到使用各种各样新科技的小玩意，来实现自己的新想法。现在年轻人到处都在用社交媒体，包括在新加坡也是如此。我看到年轻人尽管在他们的生活中碰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他们愿意和自己的朋友进行分享和交流，在我看来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中国、在台湾、在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政府来说，他们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呢？也就是社交媒体的崛起，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要聚在一起，能够共同地用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来解决年轻人他们心中所感受到的挫败感。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我感到挫败的时候我会和我的父母谈，他们会开导我，但是情景已经改变了，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我觉得您谈得非常对，之后我们有一个分论坛会讨论在中国新的文化现象，我觉得您说的社交媒体会成为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诸立力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关于新的媒体我们今天谈到的很多，尤其是社交媒体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至少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为了使公众更加有信心，让他们更加放心，我们会看到，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公众的宣传，比如像中国共产党就有一些改革，现在军队也被要求去除过去的一些权力滥用的做法，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进行一些社会方面的比较或者对比的话，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好处或者收益是被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是被大多数的利益相关者所共享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社会得以可持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之前所没有谈到的，中国想要管理这种放缓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能够使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稳定性得以持续，尤其是通过政策方面的扶持。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产生了嫉妒的心理，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种贫困民众对于富裕人的嫉妒心理，我们要阻止他的不良情绪的蔓延。所以在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后首先要管理的是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比上届领导班子所面临的环境都要复杂得多。我们看到，事实上他们现在拥有的环境基本上是最好的，基本上所有的主要省份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之前被边缘化的这些群体现在又回到了主流，这个过程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领导班子的组合，现在有了更多朋友的支持，他们是可以管理好这种预期的变化的。

非常感谢您，在之后我们会有两个分论坛是关于中国所需要塑造的这种国际环境以及中国要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得以持续所必须要创建的新的环境。那现在我们开始三位发言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谁来提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我是一个医生，在中国曾经生活了15年的时间，中国的改革和变化会对处在社会金字塔底部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当把我们之前社保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更好地发挥出它的作用，使更加贫穷的人民获益。现在中国政府的全国社会保障比起很多国家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同时中国也已经开始了在农村地区养老和退休的保障计划，提供更加全民的医疗保障，还有教育的体系。当然，比起最终的目标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从绝对值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增长，尤其是医疗保健占GDP的比例在过去一年来有了巨大的增长，那么我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已经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未来还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我想请问三位发言人能不能谈一谈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尤其它对于未来的经济转型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大银行的转型，航空业、电信行业、石油行业所有这些国有行业，当然他们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国有，同时最终的收益也是归于国有，这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转型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大型企业国有化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过去很多年当中，我们注意到，很多国有企业都有很多顽疾，比如管理不善、投资不利，我们觉得这都是让我们的股东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最近我也注意到，有一些龙头的国有企业，他们已经进行了非常显著的改革，还有一些国企，我不想用私有化这个词，但是我想说他们已经允许一些个人对这个国企持股，所以我想这也是您刚才为什么提了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 如果说国家仍然控制了大部分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问责制、看到更多的国企私有化的趋势，我们的经济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好消息是看一下我们国企过去的足迹，过去占了中国经济的85%，现在有很多行业都是由私营经济来主导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出口方面，如果我们看一下90年代，2/3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国企所生产的，但是现在他们的占比占中国出口的整体比例还不到15%，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到四年，大部分的出口都是由我们的私企所主导的，同时还有中国移动、国航等很多其他过去的龙头企业现在都受到了私企的挑战。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趋势是一定会出现的。 如果看一下中国国企的经济改革的话，基本上是由资产回报比这个指标来进行衡量的。我们看到，过去国企在资产回报率上只有私企的1/3，中国经济的放缓很大一部分是一个循环性的，或者是周期性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有企业部分拖了经济的后退。所以我们看到，国企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肯定会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头绪理清一点。在过去的20年，我们看到，在香港我们有国企，国企是从之前我们政府主导的企业构架中拆分出来，有很多甚至实现了上市，它们要受到股东以及股民的监督还有日常的审查。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确保对于独立的意见，尤其是对于市场人士的独立意见，他们现在的话语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聆听。尤其是在近年来，在过去的两到三年，我们整个市场的情绪有了一个扭转，我们看到，对于国有资产，现在的风向是越来越多地实现集中化的管理，而不是以前的这种分散式的持有。很多上市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治理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同时有很好的行业标杆来进行校准，另外一方面，对于大型的国有行业风向也出现了转变。

我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我们看到有很多政府都希望把经济增长模型进行重新再平衡以适应经济未来增长的变化，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促进社会的创新和创造力的增长。我想请问三位发言人，你觉得创新这一部分对于经济的再平衡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会造成阻碍还是会成为一个新的引擎？对于中国来说，它必须要进行创新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同时，我们还需要对于研发进行更大的投资，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新构架。对于创新来说，我们在政策方面必须要对它进行什么样的引领呢？

我觉得现在GDP投向研发方面的比例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现在的问题绝对不是在于资金，而是资金是否投入到了正确的研发项目上。第二，我们需要能够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回到中国来，并且留在中国帮助中国进行未来的增长。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很多资金是被浪费了，同时研发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希望把它和资本市场，把它和风投结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的研发才能够真正地被做实，真正地被实现。同时，实现研发成果的真正产业化。 现在，要创建一个真正的风投市场的想法还没有成功，中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国家，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增长市场还有我们相关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实现完美的结合，在伦敦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市场都是如此。比如像纳斯达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中国是否会复制纳斯达克这样的例子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非常感谢主持人，我想谈一下中国经济的竞争者，比如美国我看到三个趋势，这些趋势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挑战。一个是美国经济的重新再工业化，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体，比如说像墨西哥。三是贸易集团的形成，我们之前谈到了很多关于TPP的问题，或者是形成美国欧盟自贸区的趋势，那这些趋势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问题，因为美国现在充分利用了页岩气或者页岩油，这使得美国可以有足够的能源，而这种能源的成本要比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成本低得多。在这方面，中国也是有着很丰富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储备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充分地利用这些丰富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从长期来讲我觉得这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点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TPP是把它作为区域和经济进展的推动器，还有东盟以及很多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同盟。我想从长期来讲，这将是一些区域化的合作，这些区域化的合作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欧盟已经显示出了非常好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方面也都做得非常好。 第三个就有一些微妙了，TPP或者是美欧自由贸易区的这样一个协议没有把中国包含进去，至少现在没有考虑把中国加进去，中国确实有一些担忧，中国现在开始要推出自己的自由贸易区的协定了，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非常成功地和瑞士签署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协定，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从长期来讲我觉得将来会和欧盟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 关于您提到的第三点我确实对中国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区现在还没有到来呢，有些人说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中欧的自由贸易区。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自然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对手，当然在经济方面是如此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循环，也有自然的、合作的协同效应。毕竟你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债权国。中国现在也进行了很多的海外投资，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化和世界的贸易，这些区域的贸易协议实际上会破坏一些多边的贸易协议安排，你知道，我们有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贸易安排，WTO到目前为止是最公平的。因为你知道它是完全民主的，我们拥有越多区域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话，WTO成功的几率就会越小，我觉得这是对全球贸易的一个威胁。当我们谈到这些单一的、区域性的贸易集团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特别谨慎，大家知道WTO这样的一个流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应该对照一下WTO的这些安排，我们必须要把区域的安排和WTO的协议进行一个匹配和衔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双方的协议，要理解它们。

我也有两个评论。首先，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是的，美国的制造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复苏，但是你知道，在制造业方面和2007年相比，我们还是缺乏10万多个就业机会的。我们必须要特别小心，将来美国的制造业究竟会发展到多大的程度？我觉得能源部门的成本会下降，包括其他的一些的因素可能会意味着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下滑会放缓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能够说它的制造业现在是复苏了或者复兴了，我觉得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词更加小心。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我觉得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竞争，你可以看到制造业方面还有我们生产的一些产品，在这方面我们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是互补的，竞争性并不是特别强，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互补性更高。 关于TPP中国有很多让我们非常受鼓舞的迹象，中国在TPP方面是非常公开的，态度也更加开放，衡量了中国加入到TPP讨论当中的一些优势和劣势，习主席也和奥巴马在几周前，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了沟通。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要去了解TPP，我想中国加入到了TPP的讨论当中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机会，塑造一些协议，有些人说中国可以随后进来再签署协议，但是我觉得那样做的话中国的形势就会变得不太有利了，我觉得中国如果尽早参与其中会更好，可以加入到讨论当中，可以影响到最终的成果。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签署和加入这样一个协议，如果中国决定最终不去签署也是可以的，但是至少在谈判桌上有一个位置。 我们有了很好的进展，但现在有一些误解，有些人觉得你必须受邀才可以参加，其实你可以要求参加，美国就是这样进去的，美国在谈判中并不是受邀才进去的，我们是主动要求加入其中的，这个运作非常好。我们希望中国也可以要求加入其中，这样的话在谈判当中才会有更好的位置。

尼古拉斯·拉迪，我觉得我们可以同时看一下政治的环境，美国的政治环境还有中国的一些收购案例，中国进入WTO作出了一些承诺，我想如果中国等着被邀请进入到谈判当中，比如像日本现在正在做的，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立场，中国必须要做出承诺，然后要履行这些承诺，不能作出承诺然后不履行，这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政策环境。对北京来说，要去要求被接受，去加入其中，这可能会是被看作一种风险，因为这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我觉得这个环境可能不是很好，但奥巴马一定会欢迎中国加入的。

谢谢，我是新加坡国际博览会的主席。我想了解一下外部的视角，中国现在有放缓的个位数的发展，这对于周围的邻国，比如说东盟的国家，对于他们生产的网络还有资源的需求以及海外发展的一些系统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些中国的公司，他们要把产品卖出去，这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否会造成竞争上升？在产品还有成本方面，我们在产品成本方面是否会有一些上升？你知道泰国的成本和中国沿海劳动力的成本是比较一致的，印尼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中国沿海劳动力的成本。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周围的一些邻国还有东盟一些国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所谈到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不会影响中国在全球生产链的参与，东南亚一定会是中国增长参与的一部分，你知道现在欧洲还有美国都有直接的经济复苏，也有很多的风险，我觉得有一些国家会失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澳大利亚，这可能离我们很远，但是你知道有很多国家，他们给中国提供了很多的自然资源，还有一些国家受到了影响，比如说中国一些产品的出口在过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样的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有些国家做得非常好，有些国家受到了影响，我觉得东盟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再平衡还有结构的调整不会处于劣势的，当然有一些国家他们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要谈一下台湾从1991年到去年，对中国大陆总的累积投资达到了1240亿美元，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都造成了中国大陆的GDP下滑。有一些台湾的投资者，他们已经把工厂搬到了东南亚了，并不一定是搬到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不是一个制造业的中心，但是他们搬到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把工厂搬到了这些地方，还有柬埔寨、越南等等。 你的问题的前提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发展和增长会低于或者位于单位数字的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离开中国进入到东南亚，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投资才会这样做。

我觉得一些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会受到影响，你知道这里有很多国际公司，他们现在都觉得有一些行业会持续地增长，如果说您讲的那些情况出现的话，那么这些国际的、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服务业部门一定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需要我们考虑，即劳动力成本在中国确实在上升，但是对于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需要去考虑。就是如果你要在中国卖你的产品的话你必须在中国生产、制造才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英特尔就是这样的例子，英特尔两年前做了一个决定，有70亿美元的投资要投到中国。他们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工厂，如果在美国建的话，美国劳动力的成本可能是一样的或者稍微有些低，当然英特尔可以免费地获得房地产，，但是英特尔决定在中国建厂，而不是在美国建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如果想在中国卖的话，你就一定要在中国生产，这对公司的决策来讲是有很大影响的。

非常感谢，我刚才想拿麦克风来给大家提问，但是没有拿到，我的问题是涉及到TPP的。尼古拉斯提到了很多要点，我觉得那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近中国在加入TPP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兴趣，当然也有很多的困难，日本也愿意加入TPP，至少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加入TPP的话，你不需要重新开放一切，你可以基于过去的基石，然后开始加入谈判桌然后去做一些改善就可以了。主要是取决于中国什么时候加入TPP，接下来你必须要作出一些改变，要按照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的要求作出改变就可以了。我的问题是基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话题，你们是否觉得TPP会成为一种工具？会成为李克强会利用的一个工具，利用它去开放并改革中国的经济？朱镕基利用WTO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李克强是否也会利用TPP这样做？我们都谈到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决定要加入TPP这样的一个时机是因为中国的GDP放缓了，同时还有国有企业这些问题，这可能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加入TPP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一些问题。我想中国政府是否会利用TPP作为一个新的工具来改革经济呢？

我当然觉得从前瞻来讲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有时候我觉得看起来李克强要利用朱镕基的理念进行国内的艰难改革是有非常多挑战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就更难了。要推出一些改革并取得成功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讲的，中国越早决定加入到TPP的讨论当中，中国就会有更好的优势。很幸运的是，现在有很多比较艰难的问题都已经延迟了，到我们讨论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如果尽早地加入到讨论当中就会更好，它应该尽早地加入到TPP的讨论当中。

我想陈女士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所做的显示出了很好的战略性，我的问题是华盛顿讨论了一些基准，对于中国来说从第一天就加入TPP的话这些标杆太严格了，中国现在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但是我赞同尼古拉斯所讲的中国必须在谈判桌上有一个席位，这样才会成为讨论的一分子，至于中国是现在加入还是将来加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战略决定，TPP不仅有经济上的安排，还有很强大的政治色彩，如果中国加入进去的话，会使一些政治的效果变得更加温和，中国也会更好地去了解需要作出什么样的国内牺牲才能成为TPP的一部分。

我是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我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新的领导力，也看到在中国必须要进行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在实现改革方面被遗漏掉的一环是什么？

我并不会把它叫做“缺失的一环”，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确有一些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现在既得利益者在不断积累财富，财富非常大，你可以看到资本定价并不是很好，我们看到了很大的杠杆性的增加，而且看到GDP利润里面的比例有很大的下降。我们看到生产制造业有非常快速的发展，可能是过快的发展，服务业在这里面其实没有很快地发展。 我认为现在房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可能其中是由于银行过度的放贷，你看到这么多的发展，那现在要进行重新分配，有些领域和一些地区的确需要更好地分配，能够让更多的地区受益，这种重新分配和再平衡并不容易，但是中国现在的确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而且这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现在确实需要改革，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比如杠杆利率已经很高了，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还有金融改革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进程，会给经济，甚至是会给政府带来很多的痛苦，我觉得现在地方政府肯定不会很好地鼓励金融改革，你要想就利率的管制进行放松的话，因为这会提高利率的正常水平，那现在到底怎样进行金融改革这还是一个没有定型的问题，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两年前我来到新加坡，我们是从事酒店服务业的，我们看到现在中央新政府的确在减少浪费的支出，这会减少很多的开支包括招待费，因为招待人员的费用还有旅游的费用都了很大的下降，三公费用会有很大的下降，由于政府支出的下降，不管是哪部分支出的下降，你们觉得会对服务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之前的行业都是政府希望支持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浪费的支出是有很大的比例的，主要是由于面子工程。今早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看到日本是有着非常快速的基础建设发展的，他们也需要刺激国内的需求。现在中国可能处在同样的发展过程中，他可能希望通过投资，比如投资机场等等带动经济的发展。但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两难的问题：第一是支出到底如何减少，比如服务行业三公经费的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到底如何实现其他经济行业更快速的发展，比如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实现更好发展的同时能够控制三公经费方面的支出。

我的确有话要说，中国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我们也在华盛顿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比如面子工程，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所存在。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公民问题，要加强公民社会的发展，让公民社会能够更多地监督政府支出的效率，这样不管是在地方层面还是中央层面上都要有一个问责制，让政府能够进行问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是这样的。 中国在自己体系里有一定的发展，正在使自己成为更有代表性和民主化的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就是这样，实际上这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组织得并不给力，因此我觉得您在这方面会看到更多的机构式的安排。由于人们的激情产生了更多的发展，会看到更多的机构式的发展对政府支出做出观察和监督。再有就是这对政府的支出肯定会带来压力，让他们能够进行更妥善的公共费用的支出，当然这并不是一刀切的问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会逐渐加强自己的可信度。 第二就是有一些比如三公的问题，比如现在在市场里面，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一些主流的意见，现在都对于三公的减少给予了肯定。那三公费用的减少，会带动其他行业上升，并不是说整个社会经济的浪费支出减少会拖累某些行业。

感谢三位发言人以及主持人的回应，我们的听众刚才也问了很好的问题，刚才你们谈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个转型。的确中国的经济正在进行转型，同时我知道中国政府也正在快速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比如说使得数亿人从农村走出来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大城市里面，那我想知道这样的城市化发展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到底怎样才能结合？现在城市里面有很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发展，那中国政府要想推动快速的大规模城市发展到底其动力何在？

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贫困的地方，很多的村庄，最近这些年我又回到中国大陆，看到这么多的农村地区已经变成了城市。对于市政府来讲，他们做城市规划现在比原来要容易得多。在城市规划这方面，我也看到他们的确做得非常大。当我们来思考城市化这一进程的时候，人们可能总会觉得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城市是城市化的结果，但是，城市化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指比如省里面的一些城市，曾经有一些可能是非常农村化的乡村地区但现在也变得城市化了。现在并不是说给一个已经有2100万人口的上海再加100万，这并不是城市化，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所谓合适的城市化模式。 我觉得现在中国正在执行的政策，就像过去孩子想上学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去学校，但是在新的城市化进程里，这些孩子们就能够非常容易地上学，人们可以更方便地找到医院等等其他的公共服务。李克强总理在最近也已经谈到了基础设施应该是支持城市发展的很重要的途径，实际上我们知道城市化并不是指大城市的发展，而是新的、中小型城镇的发展，这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

非常感谢，现在已经超出我们预定的时间了，所以我必须要宣布这次讨论的结束。但是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在讨论中所谈到的一些重点。首先我们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就是现有中国的领导班子，他们决定一定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刚才也谈到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能够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个领导班子来面对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改革。 二是我们大家也达成了相关的一致意见，虽然对于具体的数字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整体的趋势我们是同意的。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放缓，这样才能够获得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水平，不管是7.5%也好8%也好，或者7%也好，我们都知道，在未来的五到十年，我们都会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比现在要缓慢一些。 三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放缓之后，如果要让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可持续的，同时如果这个经济的增长放缓要让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这些改革当中，其中一个改革就是尼古拉斯所提到的，比如有关利率的改革，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利率是非常的不自然，是人工的，因此也扭曲了目前的市场形势，造成了我们生产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泡沫的产生，因此我们也知道需要进行数个结构性的调整，领导班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也正在着手做这些事情。利率不管是有关国企的利率还是私企的利率，我们都必须要进行改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可能要失去他们的一些特权，或者在过去二十几年中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因此而失去。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TPP泛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能够进入其中的话，那TPP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比中国入世更能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改革的力量。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经济虽然放缓，但是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还是有巨大的机会来进行投资的，还是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机会的。比如刚才谈到政府现在非常重视有可持续性的新服务，比如医疗保健服务等领域，还有城市化的领域。我们的城市化不是过去所说的城市化，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化是对二级和三级城市在未来的城市化，同时要使得二级和三级城市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还要缩减我们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人们对于全球环境的认识也在改变。中国变得更加的有决断力，中国也在亚洲进行了更多的贸易安排，不知道这些安排是否会对中国产生负面的影响。我想一方面它会产生经济问题，第二方面会产生外交安全问题，特别是我们在实施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是见到过的。 好的，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当我们在未来再重新审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同看法，那在我们茶歇之前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演讲者，感谢他们今天对于我们做出的巨大贡献。感谢！

各位尊敬的嘉宾，非常感谢你们刚才激动人心同时发人深省的讨论，非常感谢！我相信刚才从我们的开幕式以及第一部分的讨论当中大家已经获得了非常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