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将于7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次年会将通过19个专题分场，深度解析中国的换届新动向、转型新挑战。敬请期待！

各位来宾，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论坛主宾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阁下入场，以及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欢迎大家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的对话会暨晚宴。随着中国新领导班子正式上任，过去几年中国出现的各种矛盾，新领导班子是否有妙策将其根除？而在国际上的宏观经济和地缘发展会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第四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将通过各位论坛嘉宾的分享探讨“换届新动向 转型新挑战”。现在让我们欢迎通商中国主席蔡天宝先生上台致欢迎辞。

尊敬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尚达曼先生，陈庆珠大使女士，通商中国的各位顾问、董事会的各位成员，尊敬的各位演讲者，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首先代表通商中国要感谢副总理尚达曼先生，感谢您对于我们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巨大的支持，在过去15年，您非常慷慨和真知灼见的分享，为我们的论坛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好处，而且加强了新加坡在现在这么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领域中重要的经济地位。现在的世界当中，实际上的互通互联使我们必须要了解现在的情况，从而做出明明白白的决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从2010年开设，这也是为了庆祝新中20年的外交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双语的论坛，在新加坡来组织这样一个论坛，给我们就中国各个方面的探讨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这也使得各方能够增加对中国这个巨擎之间的更好的了解。 通商中国非常荣幸在过去三年得到了与会方的积极反馈，而且也深受鼓舞，我们这第四次论坛也共同组织了19个分会，汇聚了70多位国际专家在此发言，来讨论在快速发展中国当中的最新话题以及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今天我们已经开了12场分论坛，我们也希望大家到现在为止有了非常愉快而且非常密集的探讨，同时我们也在期待我们的副总理先生在几分钟之后就会给我们分享他的真知灼见，我们也非常希望所有的与会方都能充分地交流，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使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论坛。

各位嘉宾，在此我首先代表通商中国再次感谢各位拨冗出席这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的对话会暨晚宴，本届论坛以“换届新动向 转型新挑战”为主题。众所周知，当今的世界瞬息万变，充满着无数的挑战和机遇，美国的赤字正日益攀高，而欧盟的债务危机却深陷谷底，中国也正面临着失业率上升、经济持续放缓，贫富差距扩大等有待解决的问题。 当下，无论是目前在中国拥有物业或商业往来的人士，还是想要到中国拓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或者是想要与世界接轨、开拓国际业务的中国企业都应该把握时机发展，获取最新的资讯才能开拓无限的契机。

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是通商中国于2010年创办的国际性平台，每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商界领导和学术界专家，这个以英语和汉语进行的双语论坛，是通商中国为了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而开创的重点项目之一。通商中国于六年前由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先生共同启动，我们成立的宗旨就是要加强新加坡与中国的双边联系，通过多个渠道推动新加坡与世界的衔接，以新加坡为中心点，搭建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沟通的桥梁。 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荣幸地再次邀请到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先生莅临论坛，并担任今晚的对话会暨晚宴主题演讲嘉宾，我们也很荣幸地得到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女士的支持，拨冗担任对话会的主席，他们两位的真知灼见必定会让在座各位来宾获益匪浅。在此我非常希望在座各位除了能拓展思维还能结交良知益友。 最后，我谨此感谢各赞助商和合作伙伴，对论坛的鼎力协助与支持鞭策着我们精益求精，继续为大家筹办更丰富、更高层次的论坛。谢谢大家。

谢谢蔡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晚宴马上开始。

财政部长，各位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接下来要开始我们的对话。我想大家今天等待了一天都等待着这一时刻了，当然并不是等我讲话，而是等我们的尚达曼副总理先生来进行对话。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在场，那可能我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尚达曼总理，您可能对于他的背景需要有一点了解。实际上在新加坡，在银行界、在金融界、在货币界实际上他都已经不需要很多的介绍了。在2011年他成为我们的副总理，同时他也是我们的财政部部长，他身兼数职，2011年他还当选为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局长。之前，2007年他还当选了教育部部长，后来才当选财政部部长，在此之前，他还是人力部的部长，2011年到2012年是非常短暂的一段的时间做了人力部部长，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副总理先生。

首先，我们不妨简要地进行一下开场白，昨天晚上您谈到，现在和中国的合作让人感到着迷。的确，两年之前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接下来十年的发展，当时世界银行和IMF也进行了辩论，就是中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对我们来讲，安全地说至少十年之后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我们的区域里面中国是很多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我们这个地区也就是东盟，中国的确是我们东盟很多国家的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在我们这个地区的重要性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非常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中国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单位数字的经济增长，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此之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而且我们也想知道中国是否还会成为世界的工厂，而且我们同样想知道中国的人民币将来是否会有国际化的进程，是否会成为很多央行的储备货币，这些问题都是要问我们的副总理的。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观点？

蔡主席，非常感谢您能邀请我来出席今天的晚宴。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首先让我继续用英语说几句，我并不是一个中国的专家，我之前以为我受邀来作一个比较性的分析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新加坡的财政部长跟大家来说几句。现在大家的确对中国都有很大的兴趣，中国的企业家、政策制定者都受邀来到这个论坛，我们非常希望向他们学习，新加坡也有很多人不断地保持和中国的接触，尤其是商业人士，包括在新加坡有很多学术人员和智库人员也保持了和中国人员的长期接触。 就现在中国面对的局面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来说，现在中国的整个经济环境也是比较温和的环境，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进行了快速的发展，他现在的确需要进行经济的回调步入到正常的发展，现在之所以要进行回调步入正常的发展是因为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并不只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或者包括金融危机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而是中国经济现在有结构性的问题。

在全球领域来讲，在金融危机出现前就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是在世界领域都存在的，而金融危机的出现再次暴露了我们结构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知道短期有周期性的问题，长期有结构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您可以看到有一系列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政策，比如像美国在欧洲、在日本，他们的政策是非常关注短期周期性的政策的，而并不是结构性的长期问题的解决，你知道这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本质是结构性的问题，而并不是周期性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依赖货币性的政策，它并不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短期的政策并不是负责任的央行的行为，我们也希望通过好的货币政策促进整个区域的长期发展。实际上如果货币政策太宽松的话，就会带来流动性过分宽裕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在危机过后，的确各家央行还是比较负责任地采取了快速的政策，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的确短期地帮助我们解决了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们也看到比如在美国内部以及在整个全球领域来讲都出现了过度宽松化而产生的后遗症。 因此，我们现在从货币政策传统上周期的做法，以及传统的周期性的宏观性的校正来朝向一个更长期的解决方案来迈进和转折，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知道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包括在欧洲、在日本、在美国，这是需要我们的政治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政治资本并不是无限的，尤其是在欧洲，我们叫做联合政府，现在它的政治出现了比以前更加虚弱的中心，因此，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政策资本必须重新聚焦从而推动结构性的改革，这是必要的。

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侧重在短期的解决方案的制定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政治资本已经花在了我们所谓的财政支出之上了，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思考一下如何聚焦在我们长期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需要长期的财政的可信任度，这就可以给我们创造更大的空间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核心，也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尤其在服务市场上这的确需要更好的监管和管理，在日本和欧盟尤其要这样。 谈到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发展，这也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未来欧洲的竞争力当然也是对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只是简单地总结了一下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但同时我们也要降低我们的期待，就是说到底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出现在的阴影，现在市场上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比较热情的、向上的、积极的观点，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复苏之路，这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改革是发达国家唯一的工作重点的话那就错了，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去调整我们的改革重点，特别是新兴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和机制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新兴市场比以前更加地需要调整他们的改革，从而实现更多的结构调整，实现市场监管的放松。特别是亚洲需要发展金融资本市场来使得我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地流动，这其中有巨大的机会进行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对欧洲来说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对于我们来说，向西方的消费者无限出口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需要找到的是我们内生的力量，需要找到我们内生的市场动力，同时也要确保对贫困人口有足够的保护。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新兴的市场就一定能够追上发达国家。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经济历史可以去参考，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几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它们都赶上了发达国家，同时一些东盟的东南亚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到三十年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它们也在追赶，但这些都是例外。如果大家看看今天的拉丁美洲，它们相当于美国60年代早期的水平，而在印度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非洲的情况就更加不好了。尤其大家提到的金砖四国都是非常例外的案例，在东盟有些国家是有这样的潜力，还包括中国，中国是所有新兴经济体当中的一个例外，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也在大力地追赶发达国家，但是现在的步伐是比以前要慢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中国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挑战，这可能是过去50年中最为复杂的挑战，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从现在开始要比30年前更加复杂，而中国是3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现在更加复杂的是由于中国变得更“老”，它的劳动力不再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劳动力中的年龄构成也在改变，同时现在中国不平等的情况更加恶化，同时挑战更加的复杂是因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么一个层面，从这里要进一步地发展就需要更加深入的机制改革，需要去改革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去改革国企和私企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金融的改革、经济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还有社会改革。社会改革能够让大家更加平等地获得基础的公共服务，包括城市、包括农村，包括城市内的各个地方，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各个不同的族群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基础公共服务。还有教育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 所有的这些加总起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这也是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难以解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看一看美国是怎么样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呢？从它们脱离了英国到现在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化过程，美国的市场化改革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的，要成功地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快速地老龄化了，同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是说在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十年以后再来进行社会改革，而是中国在这十年里就要进行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公布要同时、同步地进行，这个挑战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是说在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十年以后再来进行社会改革，而是中国在这十年里就要进行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公平要同时、同步地进行，这个挑战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 而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乐观呢？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切对于中国的领导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不了解，也并不是他们没有谈到，中国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这些问题的性质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们也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在短期经历这个比较慢的增长所带来的阵痛，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这对于很多的社会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决定用短痛来换取长期的、更多的利益。 考虑到我们现在问题的复杂性、挑战性也许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同时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并且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非常大的成功可能性。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地开放，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进一步实现经济的增长，同时中国和全球都会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相互获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总理先生。实际上在我们刚刚吃了第三道菜以后，您讲的这些让我们为之一振，您说的很多东西都非常有趣，第一个就是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发达国家也是非常需要的，也就是说你是需要政治，需要有正确的政治家、有正确的政治意愿去做。同时谈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针对新兴市场您指出，对于它们来说要想追赶发达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亚洲四小龙非常幸运能够追赶上去，而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也可能从这些国家当中脱颖而出，并且变得更加的成功。同时您也谈到，现在中国需要同时进行数项的改革，包括金融、经济以及社会、教育各方面的改革，但您没有谈到政治改革。 我想说，实际上很多的专家和记者写了很多的文章，很多记者以及来自西方的分析家都说由于中国现在正在试图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使得经济能够继续地增长，因此必须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话，通常我们说的改成一个更西方模式的民主体制，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中国要进一步地发展就会非常地困难，您同意吗？您觉得政治改革是不是也同样的重要？是不是与其他的改革是同等重要呢？您是否愿意在这方面更多地阐述一下呢？

我首先要感谢您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我想说中国要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性质，实际本身就有很多政治的性质在里面。不可否认的是，比如说我们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会增加我们的平等，使得大家能够获得更多、更平等的基础社会服务，这其实是一个政治的行动。在农村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能够在向城市移民的时候可以出售自己的土地获得一些现金，这也是一个政治的行动。经济的改革包括了实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中小企业和私企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同时要让国企按照市场的规则、市场的定价来进行经营，包括有关土地的价格、资源的价格等等，那么如果让国企都按照市场的价格来进行运作的话，这其实也是政治的一个行动。 所以说社会和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的改革。当然，还有一部分改革是政体自己的改革，有一些政治改革是必须要进行的，这样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才能进一步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民主的模板，这个模板是来自于西方的。当然，我们感到在长期来看，中国改变的一个方向还是会让政府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但是它到底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西方来看，我们看到它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的起点是不同的，我们并不是说从封建主义到了资本主义然后自然地就进入到了民主社会，我们实际上是从比如共产主义的政府到了有更多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渡和改变，使得政府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那么我觉得要进行这次改革，一个主要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另外一个是为了让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是必然需要在整个政治中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特别是要让当地和农村的人口在政府中有更多的代表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确保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地发展，因为其实中国人是希望得到稳定和发展的。 我想再多说几句，我们之所以要相信中国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而不会有很多激进的反抗，而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中产阶级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中产阶级对于稳定和繁荣是有巨大的需求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组成在中国也是非常独特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企业家，他们也是中产阶级中非常有影响的人，有的可能是前国企的领导，有的是以前政府的官员，还有一些可能是媒体的发言人，他们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人进入到我们的中产阶级中，我们看到现在共产党也在吸收私营企业家来入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产阶级是有各种各样阶层的人员的，他们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同时对于他们来说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并不是说他们不想改变，他们希望政府效率能够提高，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更加地负责，他们也希望能够减少任何武断的政府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实现一个逐步的改革，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对保守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记住，中国并不会按照我们其他国家发展的模板去发展，因为中国是一个有非常不同历史的国家。

谢谢总理先生。那现在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与我们的家乡更有关的问题。您觉得如果新加坡变成人民币的中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香港、台湾、澳门还有伦敦，现在已经建立了人民币的交易中心，我想问一下那么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人民币交易中心了，新加坡还有任何发展的空间吗？同时您觉得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民币的交易中心吗？还有在未来人民币会不会全球化的可能呢？

您的问题刚开始问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越问越难了。首先我想说新加坡能够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在中国我们的确有优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和上海发挥很好的互补作用，成为人民币离岸的非常重要中心，当然也可以帮助香港成为很好的支持，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清算行的安排，实际上在5月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安排，在6月份这一个月之内，我们人民币的结算额就比台湾要大，达到了600亿了。我们也会申请中国外汇的配额，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在案的汇率来进行我们外汇方面的交易，我们也得了很不小的配额，也就是说不仅在香港可以进行这样的外汇交易了，在新加坡也可以进行外汇的兑换了。 在谈到未来，我们的确希望在将来和中国的人民银行和证监会有更多的接触，希望能够辅助中国。有一些公司在新加坡、在中国都有一些盈余，他们希望有一些现金管理的服务，我们新加坡希望帮助这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就很多机会可以帮助这些企业来管理他们的现金。还有人民币也会是很好的投资币种投放到中国的市场上，我们希望借此进行更广泛的实验，比如外商进行直接投资，同时也是进行中国债券方面的投资，因此这还是比原来更进一步了，我们当然需要循序渐进地走，我们的思维和中国的思维是一样的，我们新加坡是希望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 现在并不是没有空间的问题，几个中心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从而帮助中国的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清算，的确在香港和新加坡之外还有更大的空间，我们现在希望进一步地深化我们的服务，每一个中国以外的中心之间是可以相互辅助，而且都是可以帮助上海的，上海在接下来的20年会成为主要的、国际化的金融中心。

这个货币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也是非常希望思考一下人民币是否有一天会成为储备货币，我也希望能够问一下副总理先生您认为这个会发生吗？如果会发生的话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坏处呢？

我觉得在亚洲地区，比如其他很多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在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我们不可能是一种币种，也就是美元来一枝独秀的，人民币是可以成长起来的，当然它是需要循序渐进地发展，因为要思考自己经济的发展，资本账户的开放到底是怎样的渐进的过程，他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国内的情况，这就是我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解读。而且我也认为这种循序渐进的发展也是非常能说得通的。 现在美元是全球领域里面主要的储备货币，在将来很多年还保持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也并不太现实，比如现在在大宗商品，在很多国际金融市场里面都是有美元存在的，的确现在我们的系统还是比较高效地由美元参与的，如果一个新的币种要取代美元的话还是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的，但是我们并不想过分地依赖于一个币种——美元，那么对于亚洲经济体包括全球经济体来讲这样新的币种产生都是好事，但是我们也不要操之过急。

实际上根据我今天的观察来讲，我们有非常活跃的听众，那今天我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让他们问五个问题，也希望您能回答一下。

谢谢陈大使还有副总理先生。我接下来想问一下经济学和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地区领域里面安全问题好像谈得不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在香格里拉进行对话，我们一直在探讨经济但是却没有探讨安全，我觉得安全应该是在亚洲的经济发展环境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您现在看到这种安全方面的发展在整个地区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美国在这个地区里安全领域的作用，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以及在多边领域安全一体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有怎样的解读呢？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一个安全的形态是符合中国、美国和东盟利益的，是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中国现在的确在全球领域发挥的作用进入新的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和大部分的国家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是富裕的，在国内方面还有很大的挑战，在看待中国时作为国家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济体，根据我们国际的标准大部分的中国人实际上还并不富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就更不富裕了。中国选择了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道路，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国，它正在努力地创造经济领域的发展，使中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甚至高等国家迈进，因此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中国的软实力其实应该更进一步地发展，我们希望它能够对更多的小国发挥更大、更好的影响力，考虑到了其他的小国，中国的软实力才能够增加，其实这并不仅仅是经济或者安全方面的问题。

对这个提问我追加一句，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和中国是联系非常紧密的，美国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一定也是有存在的，曾经有学术人员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不是美国，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刚才您所谈的就是说中国的确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它的实力，来发挥它的影响。而现在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我是来自上海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在过去20年中国努力地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有可能在一二十年后中国会成为最大的世界经济体，我的问题就是当我二十年前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当时什么都想要，它们什么都缺，但是20年之后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是非常精挑细选的，因此现在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这部分东西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变得比以前更加“挑剔”了，那么您觉得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在哪里？比如在接下来五到十年中国和新加坡到底在哪些领域有非常强的互补性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也同意您最开始发表的观点。我认为新加坡是能够和中国有互补性的，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们其实并不和中国在经济上或者在其他任何领域里给中国带来威胁，我们也是在不断地向前演化和发展，这对中国也是有益的。我们知道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而且现在又在推进新一轮的城市化，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的水管理、废物管理、垃圾管理还有交通流量管理以及提供公共设施，让老年人也能够被很好地照料，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可能并不更高，还有保障房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符合中国利益的，新加坡其实在这个领域里与中国城市的经济是有相关性的，我觉得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如果我们能够跟他们进行合作的话，当然这也能够帮助新加坡自己在全球领域里面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尤其是帮助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副总理先生，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欧美的观点，说中国是一直乘“顺风车”的国家，中国没有履行国际社会领域里面自己的责任，尽管它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国，但是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发挥在国际上的责任，那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乘“顺风车”的国家吗？中国现在可能自己觉得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履行它在国际上的责任，或者可能更简单的一点就是中国可能正在等待自己做好准备，而并不是被迫于其他人的压力说它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您刚才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只能给您一个比较初步的或者不成熟的回答。首先，我们的确是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全球性的了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处于贫困的程度，这就对我们对中国在全球领域到底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中国本身自己的情况，中国本身的确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了，是一个强国了，在谈到它所谓的责任等等的同时，其实其他的那些国家，发挥了很大责任的国家往往是更为富裕的国家，比中国要富。我们知道中国确实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两难，首先中国对全球的社会的确要负责任，否则首先你自己就要遭殃了；但另一方面中国本身有这么大的人口在背后，如果你要对世界的其他领域都负责任的话，这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符合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因为它自己还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首先中国也是在非常负责任地努力地在思考这个问题。谢谢。

副总理先生晚上好，我非常有兴趣想知道在总理先生刚才的演讲里面谈到了有关教育改革，但是在今天接下来的讨论中没有听到更多有关教育改革的问题，现在考虑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非常好，那么您觉得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甚至是职业教育能够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教育正代表了中国面对挑战的复杂性，一方面有很多基本的问题，比如说获得基本的教育，这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就非常的不平等，即便是在城市里面，农民工的孩子和城市户口居民的这些孩子，他们获得服务的能力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提供平等的、基本的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提高高等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又在转型，现在中国正在向价值链的上端移动，中国在创新的能力方面发展得非常的快，我们不仅仅是做基础的研发了，中国也不仅仅是做一些高技术了，同时中国一般的毕业生也具有非常好的创造性，他们可能会成为企业家、成为工人、成为政府的官员，他们都应该是具有非常多的创新能力的，所以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中国现在的大学不再是高考的一次录取的机会，如果要进行这样的改革，这不管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新加坡还是对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新加坡也曾经是这样的，我们曾经觉得高考的制度是非常透明、非常公平的，每个人都是一张卷子，也防止了作弊等等，这是非常透明的体系，但是它使得我们的教育变得非常的狭隘，而且使得学生和老师都无法在教育中创新。我们至少希望看到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中看到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在中国，特别是著名大学的每一个校长都在发表这方面的讲话，最近有一个校长跟我说他们不愿意离开目前的体系，如果现在离开了高考评分的体系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响。

在新加坡则不同，在中国你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会出现在北大、清华，谁的儿子、谁的女儿很多人都会想把孩子送进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这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希望走向某一个方向，但是你需要机制改革和体制改革之后才能够向这个方向去走。我记得我见过中国的教育部长，我感觉到他的意识还是非常实际的，他谈到了比如说在我们很多很好的学校里面收取择校费，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就是完全非法的，不能这样做，所以他有三个非常实用的学校的规则要求校长必须遵守。首先，你的择校生首先不能比我们所需要的入学分数的学生收得太多，并不是说一个都不能收，但是不能够收太多。其次就是确保给学校所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太大；第三就是确保这些学生进到学校里面虽然分数比较低，但是不能太低。所以这是三个非常实际的规则，而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大家对于某些学校有巨大的需求，那么我想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坏的方法来推动整个进程，这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但是教育改革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谢谢副总理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谈到的教育的问题，很多中国的学校说新加坡的课程很好，他们也想学新加坡的教育课程，那么我想请问作为新加坡的教育部长，您觉得我们能从中国的教育系统中能学到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新加坡人做好在中国经商的准备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果我们看看在中国领先的城市和在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我们实际上在广义上我们的体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具有竞争性的体系，在全球来说我们的教育水准也都很高，但是我们对教育精英的定义有点太窄、太细了，我们需要把它进行拓宽。 作为教育官员，在未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在相互地学习，在中国他们进行了特定的实验，中国做事情的一些方法我发现非常的有趣，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看看对于那些在智力上先天条件非常好的学生，他们给他们提供了非常特殊的培养条件，所以他们的这种培养是非常具有灵活性的。当然，有些学校在学术上比很多其他学校有非常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在这些学校中他们却知道他们有一些学生是有非常特殊的天赋和能力的，比如说在数学上，他们可能是占到学生的1%或者百分之零点几，他们找到了一些方法让这些学生接受特别的课程，比如在夏季的课程还有周末的课程等等。但同时他们也要求这些学生必须要与他们同班的同学进行互动，参与到整个同班同学的互动，又给他们额外的教育，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非常有效，中国并不缺乏有很多创意、有很高能力的人才，实际上在所有的国际竞赛中中国学生的成绩都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并没有为此而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实际上这些孩子他们也在班里面也和这些同学在一起，只不过在某些时候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培养而已。

我们现在的这个会是怎么样让新加坡人准备好在中国经商呢？怎么样能够让新加坡人准备好在新兴市场包括印度等来做生意呢？

实际上对于任何的社会都会有各自的问题，他们不是巴黎、不是新奥尔良，他们并不是一个组织完美的，非常可预测的城市，这些社会的秩序可能不如新加坡，你可能在周围并没有这么多好的这些基础设施，但是你的机会却是非常好的。这些机会并不是说你一定获得最好的工作，但是这些机会能够让你学到很多，能够让你建立一个很好的网络，在亚洲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网络的机会是非常巨大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新加坡的年轻人能够有更多的冒险精神，在去使用这个机遇、去冒一下险之后再决定自己一生想要做什么，在这样的冒险中你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你可以学到非常多的对于未来自己想做什么会有更多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在新加坡五六十年代有非常多的国际企业还有中小型企业，他们都获得了非常多的经验和技能，同时他们的信誉也非常高，包括在中国以及在其他新兴的亚洲市场，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机会。

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既定的时间了，现在在座各位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需要问的紧急问题呢？那不然的话我就宣布我们这一期讨论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尚达曼副总理和陈庆珠巡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