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来自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因为金融危机结束之后，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人关注公共管理，我们怎么维持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这是极大地挑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面临这个问题。金融危机对于不同国家的政府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到底是什么呢？不同的政府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怎么通过创新的方式和公共服务计划来提高这方面的服务？我们可以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南洋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举行这次会议，让全社会的专家和执行人员和我们分享有关公共服务的提供，提供他们的国际视野。非常高兴邀请到梅教授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欢迎来到2013年连氏公共管理学术会议，非常高兴能够欢迎到新加坡共和国前总统纳丹先生来作今天的嘉宾。南洋理工大学很高兴能够主持这个会议，基于两个原因：新加坡在公共服务领域一直以来的杰出表现，所以很多国家也效仿新加坡的做法。今年大会将会提供一个平台，让学术界的人士和政府官员都能分享他们的意见、最佳实践和交流。第二，南大一直以来在提供培训上都是领先的学术学院，给亚洲的政府官员，尤其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政府官员。1992年以来，有将近13000名政府官员已经参与了南洋理工大学所提供的短期培训课程。另外，有超过1200名中国官员已经从南大非常受欢迎的计划叫做“市长班”进行培训，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硕士学位。很多“市长班”的校友现在已经提升了，成为领导，例如副省长、市长，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大这方面非常杰出的成绩也让南大成为讨论服务导向的政府非常理想的场所。另外，南大今年推出了一个学士学位课程，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课程。就是由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提供的，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跨学科课程，并且结合了政治、国际关系等等。这个计划主要关注两个领域，就是教学和研究方面，这是非常适合南洋理工大学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表现的。今年连氏大会的主题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与评估国际视野，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大会，与会者可以在这儿交流，并且辩论有关政府扮演的关键角色来维持和改善公共服务的效率，这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尤其因为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全球金融不稳定。在这个大会上，我们将会讨论不同的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以及前景，包括了政治社会、经济影响，因为全球经济不稳定对于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影响和不同政府所采取的不同措施、策略、公共服务的不同计划和创新、有效率，以及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以及借鉴他们的实践。很高兴这个大会进行意见交流将会大力改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并且能够满足公众对于好的公共服务的期望和需求。最后预祝与会者能够参与到有一个意义的大会，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会，同时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在新加坡的时间。
非常荣幸今天大会邀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来宾，他是我们新加坡共和国的前总统纳丹先生，在他还没有当选新加坡总统以前，他在新加坡公共服务方面有了非常卓越的表现。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欢迎纳丹先生。
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早上会议的开幕式，我的前同事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他跟我说很简单，甚至给我起草了一份演讲稿，但是我收到以后我觉得他牵涉到很多政府首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他们首长见面时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使新加坡小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成为第一世界的社会，怎么在50年内达到这个成就，他们让我们跟他们分享新加坡成功的一个秘密。我让他们感到失望的是，我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秘密。这是我们从零开始，大家知道新加坡的历史，我们是一夜之间忽然独立的，之前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指导，但是我们有政治领导层，他们是亲力亲为的来制定政策，同时寻找各种解决方案，包括公共行政在建国方面的一些课题，也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独立时面对的挑战。当时像我这样的公务员，我们和领导层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怎么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过去为殖民地政府服务的经验也给我带来很好的帮助。所以我告诉这些外国朋友，如果他们有意愿结束这样的挑战，有需要来改革他们社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意愿？这是通过艰苦的政策，而不是单单把钱放在百姓的口袋。如果在廉洁、没有贪污腐败的情况下来执行公共服务。在我过去的公共服务经验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成功是没有秘诀的。一个国家的政策，我们的哲学，过去、现在都一样，就是我们要务实，要现实，同时要体现我们所在的环境，同时我们要有政治的意愿来履行各种新的改变，做一些艰苦的选择，来克服面对的挑战，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廉洁的领导层，而且以身作则。我应该这样说，这样的哲学、这样的原则在现代社会，在全球化和浮躁的社会里，这个挑战性更大。现在各地发展比较快，而且有些是没有办法预测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道德。这是所有参与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看到世界各地这些道德观念方面，无论是在政府方面还是金融公司，还是经商，道德观念好象越来越薄弱了。
我非常高兴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举办了很多公共服务。希望让所有参与这个会议的人能够了解新加坡的情况，了解我们的长处，了解我们的短处，同时也制造机会让所有的讲员、所有的参与者能够讨论个别国家的问题、个别国家的系统、个别国家的制度程序，希望从中能够有一些新的看法、新的透视，在有关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在个别国家所要做到的。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必须要体会到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完全一样的，如果看看我们的周围，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成功，有自己的失败，同时也有很多别人可以作为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在新加坡的经验可能是特殊的，可能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情况，那其他国家要了解自己一些特殊的问题，同时要了解到你们要重点处理的课题，决定哪些是你们可以做，哪些是你们不可以做的。虽然是这样，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能够在这里跟许多作业的学者、作业的参与者共会，也感到非常谦卑，同时也希望能够了解大家在公共行政方面的研究，在世界各地来教到你们的学生、学者。
我在公共服务的经验是非常广泛的，我开始的时候是做一个社工，当时要去探讨过去很多国家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们。一路来，我不断地学习，在公共行政方面，我们通常是在一个真空当中来经营，我们必须要向别人学习，看他们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怎样找出解决方案，在公共服务方案里我们要建立起第三个支柱，除了国家和市场以外，我们同时要向人民寻找解决的方案，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然后不断加强，建立起价值观，建立彼此的信任，公务员的廉洁精神和其他价值观，这是我们在共同生活当中一些共有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学者、专业人士、公务员在我们当中，我们能为所有参与者，在他们的学习和经验当中用在他们的工作上，希望把所有演讲稿编辑成一本书能够帮助别人，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为他们寻找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新的方针方案，同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参考的手册。
我相信这些是能够从过去的专家们所面对的经验当中来借鉴。最后，我在这里恭贺南洋理工大学、连氏基金举办这样一个会议，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来保持这样的平台，让学者之间、让人们之间有这样一个机会彼此来学习
非常感谢纳丹先生。现在我邀请陆明先生，也是中国外国专家局的副局长。中国外国专家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在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吸引外国专家到中国去，并把中国的官员派到国外去培训。现在欢迎陆先生上台演讲。
尊敬的纳丹先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被邀请参加2013年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发布会及连氏公共管理会，这次大会云集了重量级官员、学者和朋友们。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国际视角下公共服务提供和测评，契合当今的实际。关注公共服务研究前沿热点，相信经过本届论坛研讨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新加坡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多年来中新两国在经济、金融、科技、人文等合作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国与新加坡具有很高的融合性。早在20年前，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量就占东南亚国家贸易量总量的50%。而在教育领域，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代表的新加坡高等院校因其在推动中新人文、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而取得的成效而赢得广泛的赞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是中国政府引进国外智力的行政机构，主要通过吸引海外专家到中国服务和派遣国内公务专业人员到中国境外培训，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才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引进国外智力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进一步深化。我们积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通过不断完善海外智力资源利用平台和引智成果共享体系，努力提高引进国外智力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和能力，以更好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好的国外智力支持，进一步促进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 南洋理工大学是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重要海外合作伙伴之一，在专家交流、学者互访、官员培训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官员培训和公共服务研究方面享有盛誉，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市长班，并随着2001年新加坡与中国签署的关于中国中高级官员赴新加坡学习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而成为中新两国之间的国家合作项目，一直延续至今，先后有1200名左右的来自中国城市的市长毕业于该班，成绩斐然，声名远扬。
2010年，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又开展了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城市调查，为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在实现和平崛起，强国梦想，打造经济升级版和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更需要宽领域的借鉴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 中新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边关系发展潜力巨大，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保证和促进了经济关系和人文交流的跨越式发展。展望未来，中新两国关心一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后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祝愿在座各位身心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连氏基金的慈善也帮助了许多贫困人士、患病人士和解决了一些环境问题，这么多年来，连氏基金和南洋理工大学密切合作，并且制定出很多有意义的项目。现在欢迎新加坡连氏基金主席连宗诚先生来演讲。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谨代表连氏基金感谢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及连瀛洲纪念奖学金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办这次会议。 我介绍一下连氏基金，连氏基金是我已故的爷爷设立的，他是新加坡比较有名的商业领袖、银行家，也是大力支持教育的，因为我们大力支持公益事业，也意味着我们投资和创新解决方案，并且开始一些战略性的合伙关系，推动社会和环境的改变。基金会也和政府合作，希望打造更多的能力来解决一些关键的社区需求问题，并且让每个人发挥自己。 在国家层面上，新加坡和中国分享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建交以来有很多合作机会，在社区层面，我的爷爷非常关心这一点，他也非常关心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并且想要把这两国关系拉近。 1920年时，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当时他是一个14岁的孤儿，他一直想要给予中国帮助，所以他在尽可能的时候都会到中国去参加国庆日。我在1995年时也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当时我也住在北京的一家酒店，他们当时给我一个自行车可以到处行走，当时自行车比车辆还多，所以我感到非常舒服。但是7年后我回去时发现自行车都不见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多么快。
我们很高兴，2007年连氏基金和南大都借助彼此的强项推出了不少项目，包括连氏挑战、连瀛洲纪念奖学金、连氏中国公共服务研究，另外我们也和南大进行了一个项目就是把水资源带到国外，两个星期后我还会到中国贵州去看这个项目的进展。 在今天大会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怎么合作来推动这个概念的交流。另外，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它的意思就是要栽培人力资本，这样可以推动社会进展。新加坡在公共服务治理方面有了一些经验，才能成为今天这样世界级的城市。在新加坡目前复杂的环境，我们的智力其实面临更多挑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学习的空间，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项目能够打造一个平台促进交流，并且分享经验，让这个社会受益。如果没有伙伴的大力支持，那这些项目就不可能发生，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也非常感谢纳丹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会议。我们真的是双重感激各位。另外很多演讲者都是来自国外，很远的来到这里，我非常感谢大家都参与今天的大会，让今天大会能够成功。最后预祝各位能够有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好的大会，也是非常有信心能够成功的。
下面的演讲者，他们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多年经验，同时也参与了超过800个机构关于人力资源课题的研究。下面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Stephen E. Condrey博士。
在新加坡的公务员能够荣升总统，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赞赏的事。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这里所要做的就是谈谈在人力资源方面，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可以从这里学到一些避免去做的事，就是我们失败的经验。 在这里跟大家谈谈美国联邦政府，谈谈地方或者州政府。我们看到，在过去五年，从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人力资源成为他的政策的重点，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的事。当时就要求专家们，当时被委任为人事局的局长杰瑞，他在2013年也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当时奥巴马总统恢复了肯尼迪总统时约请显赫的人士加入到公共服务里面。在2009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当的时机进行人力资源的改革，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专家都参与这方面的活动，怎么改革联邦政府的一些表现和工作，从2009年到2010年之间有了很多改变。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碰到了经济危机，当时我的前任说，奥巴马改变了整个美国对公共行政方面的一些观点，同时也让这方面提升到更高的层次，那我们碰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不景气，同时有非常高的失业率。同时我们在资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2013年的情况。当时有一个政院是共和党控制的，当时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两年多的工资被冻结。我们自动缩减了联邦政府的员工，最近我们也说到了政府的关闭，这也有很大的问题。1月份、2月份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协议，又会有这样的事件重新发生。这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2009年到目前这一段时间里，公众人士、选民对公务员方面的信心非常低，在2013年时可以看到有24%，现在有45%是对共和党方面比较有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联邦公务员来说，选民对他们的信心显著下降。
这是奥巴马在2013年1月份所说的，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型的政府，我们过去太艰苦了，一次一次的危机，所以我们现在要有更大的智慧、要有知识型的政府。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单单看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对这个情况的反映就是我们向我们国家的领导发出了一些重要信息，我们累积了在十个方面不同的建议，我特别关注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其他还有国际关系等不同事项，我们在这里共同向政府呈上了不同政策上面的论文。下面我谈一下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备忘录，这里主要是谈到五点：一是薪酬方面。二是人员的增并遴选。薪酬方面在美国受到很大的欢迎，当时有一些保守的想法，说联邦公务员工资太高，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在过去三年四年里，大家都议论纷纷，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改进工资的结构，而不是要加薪或者减薪的问题。在职位上，主要是年薪和企业人员的一些比较，公务员的工资和最低方面可能只相差不多，但是到9级，公共行政硕士的学生工资差距有2%的差距，以下有更高的差距，公共服务和私营企业志愿工资的差距，所以政府要吸引公务员，特别是要留住他们，特别是在高管理层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还要加强努力。
在我们的备忘录里提到，我们必须要审查这方面的，比如在第八、第九级的公务员，至少要有10%的加薪。 还有就是公务员的增并和遴选方面。在2012到2016年里，联邦政府公务员里，有60%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这里还有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怎么让人们更容易申请联邦政府的公务员职位，同时必须从战略性来决定，我们不能说人们都很愿意加入我们，所以要使工作的待遇和条件更有吸引力，才能吸引人们加入。这是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人力资源方面，双方都有不同看法，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必须要取得一个共识，就是怎么加强对公务员的吸引力，同时人力资源应该从国家政策上来对待。在美国，我们一方面有联邦政府，另一方面我们有50多个不同的州，个别州有一些人力资源政策。在美国我们看到，联邦政府的公务员结构的影响力没有州政府影响力那么大，所以我们要注意各州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过去曾经在大学里也是州政府的顾问，1996年在帮助大家修正法案，当时说对公务员要提供更好的保护。马萨诸塞州前州长曾经说过，我们的公务员服务里面不应该单独来改革，我们应该根据国家政策来改革。目前公务员有很多繁文缛节，要简化这方面，公务员缺少很多保障，要进行立法改革，当时州政府和公务员工会的关系非常不好，他们之间缺少了合作共识的情况。几年前又进行了一些在马萨诸塞州的公务员调查，当时有40%的公务员认为开除时太轻易了，缺少这方面的保障。同时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雇主在雇员有一些不满时会开除他们，这样就缺乏了协商的机制，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当时我们一个共同想法就是我们在整个制度下有一些基本方面的毛病，它破坏了劳资双方互相的信任和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我在工资上面没有保障的话，我就不愿意成为联邦政府的公务员。 当然，不是说每个城市的公务员都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要关注在管理层的一些情况。 大箫条使得这些公务员感觉到他们失去了以往铁饭碗的机制，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人数也减少了，这是30年来最低的，有很多职位都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是政府公务员和美国人口的一个比例，在2010年到2012年之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在结束之前，我要总结一下，就是人力资源这些经理现在角色已经有所改变了，他们必须要更加积极的扮演这个角色，并且确保人力资源是做得好的，并且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是真正有意义的提供这样的服务。总的来说，人力资源管理绝对是永远存在并且永远是有意义的。正如总统先生所说的，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能只是用一刀切的做法或者找到单一的方法来解决全部问题，我想很多因素都在改变，这些因素都会改变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现在请加拿大国家行政学院院长Maryantonett Flumian发表演讲。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大家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大会。在这里我们看到新加坡扮演的领导角色，我非常高兴。能在新加坡举办这样的会议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它在建国和治理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现，它也为我们设立了新的标准，让我们大家都能向前进。 在此我想先谈一下治理学院，我们在加拿大是一个独立非盈利的结构，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治理让公共人士利益得到保护，我们在公共领域方面，在过去5年和31个国家进行了合作。我们在外国和本地都有很多的合作关系，并且和国际性的非盈利组织合作。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公共服务和治理变得更加现代化。我们希望打造出新的治理模式和非盈利模式，因为非盈利模式主要是由政府资助的，我们也要把所谓研究所当中的知识传达给更多人，并且在治理当中创新出更多的模式来进行公共治理。
今天全球有很多变数，所以领导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公共领域当中各个层面都是扮演重要角色，不光是更高的层面，这里有很多重要领域，重要领域分别为：政府治理模式、领导角色模式的转型，以及我们要怎么更好的管理我们的公共资源。 现在我要谈公共的治理，大家都是学术性人士和公共领域人士，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反应更快的公共服务。对于现在这些公民，我们必须要更加了解，另外我们也要意识到转型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清楚这些情况，不光是在公共领域，还有私人领域，还有全世界的非盈利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现在菲律宾面临的自然灾难，CNN很快就在另外一天报道，我们面对快速转变的挑战，在几年前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不需要面对这样挑战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民，一般公民觉得他们懂得更多，教育程度更高，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及时掌握到技术和科技，所以迫使我们必须要更加透明，但是透明的概念，大家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想透明的问题，其实真正要考虑的就是政府必须要有所交代，很多公民现在也是享有更多的，他们事实上比过去生活的更好，如果说生活没有变得更好是因为他们科技使用不当，他们也可以看得到说通过科技谁比他们生活更好，在世界各地谁比他们生活更好，他们有了比较，他们就说我们要跟他们一样。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们现在胃口变得更大了，要得更多，对政府的要求也更多，所以有一些服务不够达标的话，或者从政府方面给予他们的服务不好的话，他们就不满意，所以这里必须要达到很好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墙上的画就是“妈妈我还要相信政府”，这反映出现在人民对政府的一个想法。我们面临这方面的挑战，在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方面都面临这样的挑战，也就是对政府是否还要信任的一个挑战，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北美和欧洲，我们在过去四年进行了调查，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人们的信心在不断下降。 有一个机构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进行调查时发现，4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还相信政府的运作。在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他们发现4个人只有1个人认为联邦政府做得是对的。所以我们看到，公民的信任不但在北美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传染性的现象。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很多人民都不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东西，有维基泄露的问题，他们也引发了这方面的争论，其实不光是美国政府，其他政府也被这个泄露影响了。在这里有政府安全问题，我们必须要很好的找到那个平衡点。除了政治影响以外，信任问题还牵扯到了什么其他问题呢？ 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一个局面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不可能在十分钟之内跟你们分析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趋势，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不在这加以解释，我们看总体趋势可以有以下几点。信任，信任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制度的合法性以及扮演的角色、功能，还有整个管理的影响。我们在谈治理这个关键问题以外，我们看到很多公民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有所反映，信任也包括这些公民在跟政府打交道时，在享有公共服务时的经验是什么样的，他们觉得这个服务满不满意。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点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公民看到政府这些项目怎么样管理，我们希望政府不同的项目不是独自进行的，而是有所交流的。在我们的调查，很多公民反映，他们对于复杂这个概念，要看这个项目本身的推动，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很多项目数字在不断提高，一直在不断扩大，这个局面给人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复杂，这在很多国家，包括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政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很多时候，政府各部门之间并没有很好的协调，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这方面的努力。另外，在很多国家，他们之前提供的服务没有跟其他部门有所接触，所以很多人对于政府的服务是不满意的，他们觉得服务是大大下降的。总的来说，他们对于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满意度不断在下降。在一些国家当中，政府越来越难运作，因为公民不再信任他们，他们甚至不相信政府，跑去找第三方来提供这些服务，很多国家的情况已经流落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人民已经不再依靠政府，他们不在乎谁来提供这些服务，他们会随便找人来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必须要改善我们的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公民服务和信任之间是有所关系的。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包括在加拿大，这些因素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更高更好的服务来满足公民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如果提供这些服务给公民，让他们再一次的和我们有所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能够看到他们对我们的整个态度有所改变。这就提到治理问题，我们必须要提高治理，在公共服务方面要不断提高治理的服务。 政府有挑战，但我们也有契机，因为在政治行政方面，如果要加入这个政府或者公共服务的话，那你本身一定是一个乐观的人士。所以政府面临的契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结合性和比较好的服务，包括在服务政策和实践方面。另外，我们有机会打造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文化。我们也看到政府现在花更多的时间来改造政府整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服务方面，并且让政府机构改造到我们接下来提供的服务有所改变。 另外，政策方面也会有所改变。我们过去，包括我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了30年，我们知道这个经验，我们知道政府和框架下有所改变，我们对这个态度有所改变，因为我们以前认为这些框架设立以后一辈子不用改它，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改变这些架构。另外就是在政府不同层面和非政府伙伴合作推动我们的工作。另外就是让民众有更多信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政策，这样才能得到最佳结果。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评估公共服务，这样才能不断改进自己。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今天参加这个大会就是充分看到这一点，政府不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所以我们在新加坡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工作。服务改变了目前政府运作的方式，让我们传统模式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现在通过电子方式能够更多的接触到这些公民，这其实和传统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扩大到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公民，另外能够达到更好政策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我们能够让公民更加信任我们，让他们觉得政府其实是可以运作的，所以这样一个信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要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要知道政府基本运作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权力在哪一个部门或者人的手中，怎么运用他们的权力？我们研究发现，跟英国的治理模式相关，现在政府架构运作并不是非常有效。在加拿大，有80%的人和支出其实是在政府部门之外来运作的，所以你看这个线是延到很长。这就意味着很多服务并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的，所以现在政府部门无法控制到这些服务。所以治理方面有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之前没有去忠实的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些改变，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没有办法作出很好的结论，因为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研究。我们要知道什么办法是可行的，什么办法是不可行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模式，必须要了解整体的情况，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才能让我们采取最佳的战略模式。这个系统已经延伸了几千年，但是我们现在要进行调整必须要确保我们明确了解情况之后才能调整这个制度，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的人参与这个过程。不光是传统人士，非传统人士也要参与这个过程。 另外就是有关大数据，这是另外一个趋势。这就是我们称为垃圾追踪项目。大家都在参考这个大数据，全世界都是如此，评估不同趋势以及政府怎样运作，我们的项目是否运作的很好，基础设施是否运作的很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对计划作出改变，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个大数据不断使用科技，让这些公民能够更多的监督我们，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来监督彼此。如果谈到垃圾追踪项目，在美国所看到的一个应用结果就是很多人对于垃圾处理有改变的态度，他们现在对整个资源供应有新的看法，这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例如一些基础设施，以前的垃圾回收处理，现在整个过程也有所改变了，人们对于它的概念也有所改变了。 今天我们看到陆明先生，中国在过去几年他们有所改变，这个服务不断在提高，民众对于他们的满意度是在提高。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中国，自由市场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绝对是有意义的。我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提高个别社会当中的公共服务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种种这些因素将会影响接下来那些服务效率和公民要求，他们的期望也会提高，我们可以很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谢谢。
今天早上非常荣幸有纳丹先生在这里，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作一个简短的对话。纳丹在公务员服务里有50多年的经验，而且有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们相信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为我们主持这场对话会的是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金梁教授。
各位早上好，纳丹先生较早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他虽然已经卸下了总统的责任，但是在公共治理和公务员服务方面来说，他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来源。我们现在对话。我们对信任这个问题很关注，刚才几位都提到，纳丹先生你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公共服务信任方面的重要性，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促进人们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和提供服务的公务员之间必须要有很好的信任，如果没有这个信任，不论你做了什么贡献，这个价值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信任的问题更重要。在这里，政府要把事情做好，让人们来明白，这中间必须要有信任关系，使得人们能够接受政府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共同跨过前面的一些陷阱。所以关键是，无论是公务员服务，或者你是政治家，或者你在一些资源团体里，除非有这个信任，不然你就孤掌难鸣。
纳丹先生，世界各地的人都希望学习新加坡的模式，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比如国家大小、历史等等，我希望问的是，你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给我们反映一下新加坡的模式，在哪一个国家不适用？比如中国、澳洲或者美国。
新加坡的模式只适用于新加坡，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我相信新加坡模式不能在世界普遍使用的，我们是很特殊的，我们是一个小地方，所以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我发出指示几分钟就能执行了，在这方面，我们和印度、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同时也有一些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所要做的事情硬硬的塞到别人的手里去。早期我们领导决定怎么处理问题，然后问大家的意见，实际上不是说要取得人们的共识，还没有得到之前已经开始实行了。在最早期时，我们有很多劳资纠纷，在这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很大失业率，生活也受到影响。但是领导必须出来向公民说，我有这个责任，但是公众，你是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是选择有工作？让公众必须面临这个选择，所以我们就可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到这里来，那些没有工作的不会因此失业，那些没有工作的可以找到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政府要廉洁，不能口里想一件事，手里做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要言行一致，必须要建立起这个形象，建立起这样一个模式、一个榜样，怎么能够跟公众人士有一些公开的讨论事项。在大的国家，情况和我们就不一样，我刚刚和陈教授提到，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其实他们是市区里的管理领导，但是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国家，那很多农民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同样，我们看到在市区里面，也有很多农区，在新加坡只有市区，没有农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其他国家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新加坡怎么能够把经验和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分享？有哪些方面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接受那些可以采用的，不可以采用的我就拒绝了。只有从你的角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从新加坡的角度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比如中国的情况、印度的情况或者任何国家，只有当地的人民，从当地的角度，从当地的国情来取舍。南洋理工大学要建立一个新加坡的学习中心，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纳丹先生，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加坡的法治制度是非常好的，公务员说我们缺乏服务的动机，所以慢慢失去了很好的公务员，使得公务员服务方面就没有办法建立起很好的士气，新加坡政府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建立起，除了高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奖励机制来奖励新加坡的公务员？
你是说怎么提高公务员士气的问题。回顾过去50年，基本上是领导以身作则，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做事情的透明度，这就会造成给公务员的士气，也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所以领导人要以身作则，我们面对很多问题，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们有一位部长已经去世了。比如在旅游业，他引进了各种想法。那时候新加坡没有什么旅游点，当时他就告诉旅游局，我们提出解决方案，比如鱼尾狮、动物园等，这是领导决定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共同努力来建立起这样一些景点。我们设置的制度都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牌子：新加坡发展银行。开始时它是经济发展局下面一个提供公司启动资金公司，后来演变成银行。我们有澳洲方面的帮助，从制造子弹、坦克车慢慢改进，我们有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不断改进，我们面对着危机，我经历了好几次危机，如果我们有一个想法，政府就有三个想法。新加坡很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他们不是依靠公务员来想办法的，他们不会单单依赖公务员给他们这些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自己同样去探讨问题，所以他们每次见到一些外来的人，就从他们当中吸引各种各样的想法，怎么应用到新加坡。如果你到罗马，你看到很多喷水池，这是很好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把它带回来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也建了几个喷水池。那人们有这样的愿景，他积极去寻找解决方案，过去政府没有公共服务的经验，一切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别人身上来学习，我们公务员也向别人学习。
我是来自兰州大学的王学军，我们都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政府公务员曾在新加坡培训或攻读学位，有一些公务员正在包括南洋理工在内的新加坡大学学习。从你的角度看，他们在新加坡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您对他们在中国从事公共服务有什么期待？谢谢！
我觉得作为一名公务员，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人民交代服务。目前现代管理术语很多很多，但是最后就是为民服务的精神。因为我们现在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帮助我们的人民能够站起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站起来，让我们的经济能够成长，其实这是一种企业家精神。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你就要为这块土地来服务，这是一种使命感。公务员面临的问题很多，有时候是非常辛苦的问题。我写过一本书《我怎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来到这里》我当时有一段时间甚至想要离开公务员，就是面对了很多问题。有一个基督教的人来到我这里，他当时跟我交谈的时候听到我说我要离开公务员服务。他当时就问我，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当时回答说，你为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想离开了。他就问我，你在这里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来帮助身边的人？就因为你不愿意帮助其他的人，你要离开？那你要问一下自己，你在这里的存在是什么？有何意义呢？这句话让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身为一名公务员，你要有一个使命感，无论是护士还是老师，还是在柜台的服务员，你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使命感，这必须要凌驾于你自己的不满和个人恩怨。
在这里我也提出一点，那就是信任，我们必须要值得信任，值得信任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我们现在看到有这样一个趋势，信任或者说对公共服务的尊敬不断在下降，这就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务员如果每个人都不受到尊敬，都好象是一个大恶人一样，那不是没有动力吗？那我们怎么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公务员服务呢？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新加坡是最没有贪污的国家，我在想政府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对付贪污腐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碰到贪污问题，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来处理，没有一个人凌驾于这个机制，有些政治部长甚至因为这个机制而被拉下来。这个机制只向总理和总统交代。尽管说总理给予他的机构说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还要向总统交代，那总统就说我要你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有时候出现一些小问题，有些是大问题，但是那些有问题的人都受到制裁了。那些提供服务的人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我们给了他们足够的薪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贪污的诱惑，所以他们的薪酬，我们这方面的制度是非常透明的，我们可以知道公务员得到多少薪金，如果他们薪金太低的话，那他们就会有贪污的倾向。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但最重要的是，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部长他们是住在自己的屋子，他们驾的是自己的车子，他们如果去参与活动的时候，哪怕是一些官方的活动，他们驾的也是自己的车子，他们是以身作则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非常奢侈，他们也不允许自己的老婆在公共场所非常奢侈的生活，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以身作则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这个机制，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个机制的监督。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将会公布2013年连氏服务型政府调查的结果，这得到了连氏基金的支持，通过他们的支持我们从2010年开始进行这个调查，我们每年都会公布这个结果。
现在我们邀请吴伟教授向我们公布有关2013年连氏服务型政府调查的结果。
各位嘉宾，市长班的同学，我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2013年连氏服务型政府调查的结果，这是我们进行全国调查的第四次。这个调查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连氏基金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非常感谢您胡伟教授。我们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定义是这样的，也就是要有一个有效透明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能够鼓励公民参与，并且提供高素质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好环境，能够让公众信任和支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关信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会公布结果，这是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第四年，我们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指数来计算出不同城市的服务。我们会通过公民的角度、商业的角度、大众的角度来看待，每一块当中我们会再分不同领域，比如在公民角度这块，我们再细分为5块，包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公民参与度等，也就是说公民在这个决策当中有没有说话权。我们也会追踪政府的透明度，也就是说商业界从政府那儿可以掌握多少消息。还有就是政府的效率，从公民和企业角度而言，他们得到政府的信息的速度有多快。最后一点就是对政府的信任。在个别领域当中我们又分为10个领域计算出民众的满意度。
第二个领域就是从企业角度来看，这块又细分为4块，我们会调查企业对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满意度，比如说税收、知识产权保护、能否取得贷款等等。第二块是企业环境，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他们有没有说话权，有没有聆听企业的角度。第三块就是大众服务。这是从数据当中得到的，就是看每一个城市的政府怎么样提供服务，他们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有多少，比如公交、公共教育等等。 总的来说，我们有74个项目来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调查，但是因为连氏基金给予我们很多支持，所以我们能够进行，我们对中国36个城市进行了计算，其中4个是直接向中央政府报告的市，比如北京、天津，还有27个省会，另外5个是例如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 我们和过去一样，把74个项目都放到一起，充分考虑以后，再给予评分，然后评出10个最佳城市。今年最佳十个城市是哪里呢？第一青岛，第二杭州，第三厦门，和去年排名是一样的，只不过次序不一样，今年青岛稍微比厦门好一些，我们很高兴厦门和杭州两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也来到这里，他们和我们分享他们为什么在过去四年调查当中一直领先。
同时我们会从企业角度来看十个最佳政府是谁？杭州、青岛、厦门还是排名前三名，还有成都、重庆等等，最有意思的就是拉萨也在这个名单当中，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分析。 之前我已经提到了，政府会在大众基础设施投资多少，包括公交等等，我们又作出一个排名。我们看到，北京其实在另外两项调查当中并没有进入十大当中，但是在这一块却在十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四名都是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的城市。 我们针对这三块作出调查，由公民和企业分别为4、3、3比例总结以后就有了最终的结果，去年有4个城市还保留在这里，另外又加入了6个新的城市，厦门、青岛、杭州、北京终于也加入了这个十大，因为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非常强，成都也加入了，这在西部经济增长非常快的。还有济南、大连、南京，宁波也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城市，还有上海。这些就是今年的十大。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调查的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首先我们计算出公民对于公众服务的满意度，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对公共服务是满意的，对于政府的信任排在第二位。在中国这些主要城市当中，对政府的信任还是相当高的。第三是政府的效率。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政府的透明度，没有办法掌握政府的信息和决策中掌握的数据。同样，我们也会计算企业对他们的满意度，有四个领域他们是相当满意的，他们对自己当地城市提供的服务还是相当满意的。第二就是企业环境，他们对于基础设施、税收、知识产权保护还是相当满意的。但是他们对于政府的效率并不是十分满意，对企业的参与并不是很满意，因为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很少征求他们的意见。今年我们也是首次把香港和台北也加入在内，我们取得了一些有趣的结果。我们不能拿台北、香港和这36个城市进行比较，我们只能和一些主要城市进行比较，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很重要的城市与香港、台北进行比较，就是公共服务素质进行比较，我们调查结果，香港在这五个城市当中都是排名第一的，无论是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公众满意度和信任等都是第一的，台北排在最下面，尤其是居民对公民的参与不太满意，这其实是令人非常纳闷的，因为很多人以为台湾民众可以为所欲为，对台湾当局怎么批评都可以。从网上数据得到的，这一块他们排名是最低的。有关政府效率反而是很高的，和香港不分上下，这是我们对这5个城市作出的比较。这是从公众角度作出的比较。
另外从企业角度作出的比较，这5个城市当中，香港还是排名第一。很遗憾，台北是排在最后，无论是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它都落后于这四个城市。我们看到，香港的企业对于香港政府的效率是相当满意的。今年我们在调查中也首次多加入了一个问题，去年有一个记者问中国人民“你幸福吗”？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计算这些城市的幸福指数。总的来说，大陆是相当幸福的，可是香港还好，台北再次排在最后，所以台北是在这些人当中最不高兴的。 我们有另外一个调查，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城市有长期居住权，有户口的这些人对政府满意度越高，你住在这个城市越久，你的幸福指数越高。另外一点有趣的就是他们的职业也有影响，学生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这其实和另外一点是有关的，就是年龄是一个因素，可以看到，最年轻的人是最高兴、最满意的，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学生是最满意的，因为学生是理想主义，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社会，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可是他们进入到这个社会之后就会发现，25岁到29岁时，他们觉得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满意度马上就下降了，到30岁时可能又提高了，到40岁时又变成不满意，后来发现他们的孩子学费太高等等，所以满意度又下降了许多，直到他们接近退休的时候，这个满意度又提高了。因为到他们退休时，他们发现一切准备都非常妥当，他们可以休息，可以过比较休闲的生活。另外，收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素，它会影响到满意度的调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些低收入人群是最不满意的，高收入的人更加满意。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里有两个得奖城市代表，就是杭州和厦门。
杭州和厦门在中国不仅是最美丽的城市，他们在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给人民提供了非常高素质的服务。下面请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朱云夫和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郭金炼和大家分享他们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的一些经验。
尊敬的梅校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在世界知名学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各位嘉宾相聚。中国服务型政府排名，杭州在36座大陆城市中位列前茅，我们深感荣幸。在此我谨代表杭州市人民政府对南洋理工大学、连氏基金会以及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感谢。
杭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山水城市，是浙江省的省会，长三角地区中心城市，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自秦代以来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吴越国和南宋都在此定都，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元朝时曾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先生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杭州拥有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西湖风景名胜，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白娘子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杭州辖8区5县，全市16596平方公里，市区3068平方公里，2012年末全市常驻人口880万，其中城镇人口654万。杭州2012年实现GDP7803亿元，晋升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全市按常驻人口计算的GDP，人均达到14097美元，大致处于世界中上等国家的水平。
近年来，杭州市围绕服务型政府建设做了一些事情，有一些体会，在这里跟大家共享。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政府工作的衡量标准。建立起四问四权的工作机制，政府对涉及民生的重大事项实行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绩于民、问计于民，保证杭州老百姓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三句话：第一句话，凡是市场能有效调节的就交给市场，企业能自主决策的事项一切交给企业。在最新公布的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当中，杭州有53席，连续11年蝉联全国首位。第二句话，社会能有效治理的就交给社会，努力形成社会组织自治的有效规范。今年新登记社会组织380家，累计5000多家。第三句话，完善政府的监督职能要确保到位，做到到位不越位，无事不插手，有事不放手。
三是扩大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中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来。近年来，杭州市各级政府树立公共财政理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2012年，杭州市本级公共财政的民生支出132亿元，占总支出的75%。确保新增财力三分之二用于民生。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使得杭州市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我们近年来扩建了机场、高铁城网、地铁相继建成1号线、2号线，4号线正在建设中，城市快速路网、垃圾与污水收集系统日臻完善，杭州还有一项世界上最大的免费单车系统，就是公共自行车系统。
四是完善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和实施一整套完整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杭州市着力完善基本就业、大社保、公共文化、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养老服务、住房、基本日常生活消费品等八大系统，推进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覆盖到常驻人口。近年来，杭州积极推动各类保险体制，建立优质均衡的特色现代教育体系，新增医疗卫生资源，重点向农村和城市社区倾斜，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卫生体系，加大各类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力度等等。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的根本要求，人民政府为人民，我们在更好地服务人民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仍然任重道远。下一步我们将借鉴新加坡以及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努力建成让百姓更加满意的政府，同时热烈欢迎各位嘉宾到杭州来走走看看，并对我们的政府改善施政进行批评与指导。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狮城参加今天的盛会，我谨代表厦门政府对新加坡政府、南洋理工大学、连氏基金会对厦门经济发展的厚爱表示衷心感谢。
在正式开始讲之前我想先讲个小故事，在前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在厦门宾馆的里面遇到两位客人，男先生问你打算去哪儿玩？女士说我哪儿也不去，来到厦门只要待着就行，就感到特舒服。这是真实的故事。“特舒服”简单的三个字反映了对厦门自然环境的赞美，也是对厦门公共服务的肯定。
多年来，厦门市政府在打造服务型政府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具体说有四个方面，即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实行依法行政的制度保障，重视高效便民的管理创新，强化公众参与的监督体系。
我们说思想决定行动，所以政府的理念就决定了整个工作。多年来，厦门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是刚才总统先生说的，民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把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核心目标，全市财政预算60%以上用于公共服务领域。2006年起在福建省率先实现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保障体系，实现让城市发展惠及全民。
第二，实行依法行政的制度保障。凡是到厦门办事的人，说到厦门政府的服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办事很规范。的确厦门公共管理规范是出了名的，这份口碑与评价是厦门作为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口，率先从新加坡等国家全面引入现代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理念。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多年来，厦门市政府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的规范化法制化水平，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厦门经济特区成立30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和法治理念，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系，陆续出台近20部配套法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良的法制保障，大力推进医保支持，在福建省依法行政考评中，厦门市连续6届位居首位。
规范和效率是一对矛盾，规范多了，效率就下降了，所以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做好便民高效，必须进行体制的创新。所以多年来，围绕高效便民的服务目标，厦门各市各部门坚持不懈的进行管理创新，实现政府从管理到服务，从窗口服务到网上服务，从电子政府到电子政务的转变。特别是2013年我们建立了群众服务中心，该中心集中了640项行政审批事项，通过并连审批等流程再造，真正实现一站式、一条龙的服务，2012年以来共精简了100多项行政事项，老百姓办事再不用东奔西跑了，办事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有了规范、有了服务，关键还在监督，所以厦门在强化公众监督方面有一个亮点，就是公众参与，除了人大政协监督以外，厦门主要通过媒体监督、社会公共监督，在传统媒体上开设监督在线、纠风在线，在数字媒体上通过微博微信加强与市民的互动交流，自觉接受公众对行政的监督，以实现公正廉政高效。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曾经为厦门马拉松比赛题词——永不止步。厦门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上将一往无前，永不止步。谢谢。
恭贺两个得奖城市，今天上午会议到此结束。
连氏学者圆桌论坛即将开始。
诸位来宾，我非常荣幸来主持这个非常特别的会议，这将会是一个圆桌会议，有4位是连氏基金高级院士。连氏院士计划是连氏基金支持的一个项目，有中国的高级政府领导在新加坡进行研究，同时也支持新加坡的院士到中国去做深入研究，所以这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双边合作。 今天下午非常高兴有4位院士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成果。现在杨博士正在研究有关微观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就业、人力资源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课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团团员，他将会跟我们分享怎样深化改革才能实现中国梦这个课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大会对中国战略调整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很高兴来到南洋理工大学参加国际性的论坛，我的题目是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实现中国梦。 去年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之后，他第一次公开讲话就谈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际上我从2005年开始就在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当时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因为2000年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从2000年开始，我参加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一个监测。我当时就想，差不多2020年能实现，那中国下一步目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下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个口号，它也应该是可以测量的。你说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如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件事情没法测量，那也许没实现就说实现了。现在说能实现，那还有30多年的时间，有的同胞可能看得见，像我这个年龄的未必看得见，但是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测算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数。
今年有人建议说要改成中国梦的指数，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改，所以我还是喜欢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数。 今天借南洋理工大学发布一下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数的测算，就是到202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数现在是65.3，去年我们测算201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数是62.7，也就是说两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未来的路，可能并不那么平坦，我们第一次测算是2005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数是46.4，在2010年和2005年相比，这个指标总共是28个，分成6组。2010年和2005年相比，这6组指标全部都是往前进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性、长期性要有必然的认识。艰巨性表现在哪儿？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现实增长率也在明显下降。现在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如果说中国自己想和平崛起，但是别人未必不给你下绊子，所以国际环境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会越来越紧张，国内老百姓对于健康、对于环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刚才韩国朋友说，他们有些机场、有些核电场项目落不了地，现在中国也是，我们有些PX项目落不了地，现在有些核电场选址也是相当困难。所以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中国伟大复兴的事情。当然中国伟大复兴绝不损害任何第二国或者第三国。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是“全面深化改革”，不等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全面性还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布局相配套，所以全面的改革就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我们党发明创造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起推动，这才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文件的立意很高，所以我们过去的一些立意都是着重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全面的改革，超越了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
在改革的过程中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五个关系。一个关系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就是我们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这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但是我们的解放思想，坦率地说不是无边无际的，所以我们的定调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多国际友人问我，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第二，公有制为主体。第三，按劳分配。基本上就是这三块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实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说共产党执政就没有民主，东方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就是要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整体是局部之合，但是每个局部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要以纲举目张的意识突破具有关键意义的突破，走活改革开放这盘大棋。 第三，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不能说地方不用改革，拖延改革。顶层可能会注重一些框架性的设计，但是具体的、新鲜的、有效的改革措施更多是要靠基层、靠人民群众在各种实践活动中来创造。所以说我们要特别强调在重视顶层设计的时候，特别注意基层群众摸着石头过河的新鲜改革的经验，各级政府对这种新鲜的改革经验要从善如流。 第四，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无法无天。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改革可以犯小错误、中错误，但是绝对不能犯大错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的改革，从而彻底葬送中国的改革。改革的操作要胆大心细，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改革的成败不在于文件，而在于细节。地方政府、企业、国企和民企、劳动者、高管和普通员工，都要以改革的主人身份投入到这场全面改革的过程中来。 第五，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发展才能实现更加积极意义上的稳定。没有发展的维稳从来都是消极的，从来都是难以持久的。 最后，我个人提出来，新的全面深化改革要避免五个不：一是改革不能总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坚决杜绝应付改革、对付改革的行为。二是改革不能出来了具体的文件，总是兑现不了，落实不好，要坚决摒弃这种懈怠改革的行为。三是改革不能总是宣誓，而是要有各项改革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持之以恒，更加注重改革的行动，更加注重改革的实际效果，坚决杜绝动摇改革的行为。四是改革不能总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践行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五是改革不能让少数人获利，改革要让大多数人获利，新一轮改革要更加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连氏基金会和会议主办机构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参加在国际视角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研讨。今天聆听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我想中新食品城就是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和美好设想转化为现实的很好的平台。 大家知道，苏州工业园是1994年2月建立起来的，到今天运转良好。2007年11月18号，天津生态城正式签署协议，开始启动。中新食品城是2010年的6月29号启动。中新食品工业园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吉林是中国农业大省，中国重要商品粮基地，长白山野生物产资源非常丰富。吉林市四面环山、三面临水，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所以叫做江城。基础工业雄厚，人均水电资源特别充沛，是全国平均的1.8倍，是东北的5.4倍。中新食品工业园构想来源是在2008年时，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主动提出来的，因为新加坡食品自产量只有5%—6%，其他90%多都是依靠其他国家。食品安全产业链是种植养殖、加工、运输、消费，种植养殖加上运输基本上就能达到60%的风险，都在外头，所以人家就能控制到食品安全零风险。 2010年6月29号，吉林省政府正式批准吉林中新吉林食品城成立，2011年1月份，当时习副主席考察时说要大力推进，是很好的项目，要大力支持。2012年9月6号，在两国总理见证下，吉林省政府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正式签署了食品区的投资合作协议。按照政府主导，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中央级机构签署这个，吉林省作为一个执行单位是比较惯用的方法，但最后就是这样成立了。中新食品城提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产业支撑、国际标准、健康安全五大发展思路。我们建成国际一流的健康食品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的示范区、“三化”统筹示范区。“三化”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另外再搞一个长吉图（长春、吉林、图们江）的开发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示范区。
中新食品城，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咱们这个城要给中国整个生态城做一个示范。分为核心区、控制区、辐射区，最后建成产值超过1000亿元、30万人口的宜居小城市。 新城里主导的是几大产业：科研、现代物流、旅游产业、房地产以及有机食品加工业。 核心区位居吉林省第一大城市长春和和第二大城市吉林之间，规划总面积57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建设用地是36平方公里，重点建设这五大功能区。第二是控制区。控制区就是以河流、山川自然屏障规划，1450平方公里，两个加一块就是2000多平方公里。辐射区是在控制区以外，主要是原料区，为食品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到现在为止，第一个工作就是新加坡食品工业公司、台湾大成公司、华润集团、四川米老头食品有限公司等等已经进驻开始建设。 第二个工作就是北部新城，首先要聚人气，没有人来那就没有活动。所以核心区的第一期叫起步区，拿出12平方公里，其中3平方公里搞食品加工园区，现在路网工程已经搞完了。5平方公里的商务区，商场、医院配套工作正在进行工作，吉宝公司建立1.5平方公里的物流园、检验检测中心都开工了。支持城市污染的供水、供电等公共工程均以建完。所以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基本完成了。 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想建设，这个食品园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视。第一，要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第二，运用完善的科技支撑系统。第三，构建创新、精干、统一、高效的监管系统。第四，保障高段人才服务系统。这是食品园的特征。根据这么多要求，食品园一边规划着一边建设，有序展开各项工作，现在已经完成的无疫病区，设立中新吉林食品药监局，与吉林省出境检疫局已经建立了合作。 各位专家朋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新食品城积极探索对我们中国食品安全有什么借鉴启发呢？第一，为食品安全领域提供国际合作的规范。第二，提高食品质量标准，为国人健康安全提供保障。第三，提供“能实行、可复制、易推广”的安全健康食品生产模式。第四，提升整体品牌效应，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第五，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现在农村一进城，城镇化达到了52.4%，农民去了城里不好生活，所以给农业现代化起了一个模式。 各位嘉宾，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新食品城作为中国开放的窗口，必将成为吉林乃至中国参与国际食品安全领域的典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同学们多多关注和支持中新食品城的发展建设，共同携手为中国食品的安全作出不懈努力。谢谢大家。
演讲题目：中国城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讲到中国城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智囊团的三大任务。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可以说是中国三大智囊团之一，我们有三大任务：第一，参与国家重大方针和政策研究、政府有关文件的起草等。第二，解读与宣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和措施。第三，承接各部门、地方和企业政策咨询和研究项目。有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业的政策研究。 同时在这里和大家谈一下我们的一些背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谈到所谓顶层设计。我们国家新的领导人也制定了一些新的想法，怎么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叫做新的治国理念。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新的领导上任以后，一年时间，他们已经制定了新的制度、新的想法来处理我们国家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在任务方面提出三项：第一，扩大内需。这也被称之为最大增长的潜能，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就是扩大内需。第二，增长的最大推动力就是技术创新。第三，要做一个全国体制的改革，我们称为最大红利，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同时，我们有五方面的措施来完成这些目标任务，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在文化上，甚至在环境方面、可持续性方面。 今天下午和大家谈的顶层设计方面我要谈三点：一、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情况。 大家知道，为了达到中国新型城镇化，我们必须要深化城镇化的概念。中国一共有657个城市，这个数目还是比较小的，657个城市居民点太少，日本差不多也有这么多城市，但它只是等于中国一个省份那么大，中国城镇化不能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高水平的城镇化率，重要的是能够增加这些城市，如果我们把657个城市居民点增加到2000个左右还差不多。
同时城镇化面临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处理的。首先，城镇化率还是很低的，仅仅超过50%，国家发展的成功当中，如果要成为发达国家，城镇化就要达到70%以上的城镇化。我们比起这个目标，城镇化率水平还是相当低的。有很多是农民工转移到城市里面。在城镇化规划方面还是不理想的，那怎么才能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来进行城镇化。什么叫做顶层设计呢？顶层设计的城镇化有三点：1.我们必须要有更高的城镇化比例。到2030年，城镇化必须达到70%以上。2.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城镇体系。第一层次，设立8—10个直辖市，是国家直接管理的。第二层次，建立50—60多个省市城市，包括300多个地级市。第三层次，以未来2000多个县级市和县城为基础，建设成中心城区20万人左右的城市，可容纳4亿人口。第四层次，剩下的建制镇镇区人口要达到1万左右，可以容纳人口1.8亿左右。我们的想法就是所有都应该建成这种城镇。这样城镇化就可以扩大。
我们要完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的做法。我们要设立一体化的城乡建设，同时现在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思来发展，这也是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些想法，农民能够有土地使用权。谢谢。
我选择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的服务态度。为什么是服务的态度呢？这和我写的一本书有关系，就是《适应能力的领导》，就是中共21世纪的自我更新。 第一，适应能力的领导力对今天会议有什么关系。第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十八大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第三，作为连氏基金的院士，我更想看看公共服务落实的一些例子。 如果你看看中共的历史可以发现，从20年代开始，党多年来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为人民服务。常常听到。第二，与时俱进、艰苦奋斗。第三，实事求是。很多人把实事求是翻译成为寻找真实、事实，但是你看看中共的历史，应该把它翻成在做出正确的事情。 大家如果知道中共的历史，井冈山上毛泽东了解到为人民服务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在延安，长征之后，毛泽东把他的思想总结起来，其中一个就是集体的合作，寻找理想，做正确的事情，到今天还有这样的落实。所以回到历史我们看到，80年前，当时中国动荡不安，农民十分贫穷。当时毛泽东主要的想法就是怎么帮助这些农民，所以在井冈山。他的想法是相当现代化的，就是根据你的生产力来分配得到你的土地。
第二，有关合作社。以合作社的方式为人民服务。中国历史上，中国人都是以家庭为重的社会，他们做合作社。如果你是中共党员，你至少会听到这个概念，就是为人民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请你们谈谈三中全会公报哪些是最大亮点？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文件，涉及到五方面的改革。集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国家包括党，包括人大，包括政协，包括国务院的，至少是这四个方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都要完善。归根到底就是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执政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强调的是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过去是“基础性”的表述，现在改成了“决定性”。不光要看说，关键看未来怎么做，我觉得不光要看这三个字换了，而是要看以后实践，到底要往前走多少。 在司法方面强调了司法公正，也提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过去西方总攻击我们的人权，最近中国以高票重返人权理事会成员。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是高度重视人权的。可能现在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未来要更好的保障人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在社会领域，最近在修改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就是跟企业登记一样，将来要降低门槛，要更容易登记、更容易备案。除了政治类和宗教类的，这也是更好的保障人们的结社权。 在文化方面，我们既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一主多元，要反映这个时代，反映56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多元色彩。 还有就是生态文明的建设，比如食品安全，也和生态文明密不可分。今天的北京，两年前创造了一个词叫“北京咳嗽”，最近这一年叫“北京雾霾”。我学过一些历史，历史到底怎么回事我太清楚了，但是我想现在的北京和一百多年前的伦敦雾都差不多，在发展中中国也走了一些弯路，我们正在调整，最终要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人民幸福，不管有多少钱，有了钱之后才发现健康比金钱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