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大检证”

　　持续半个月 数万人遇害

　　酷暑八月，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通道上栽着的卓锦万代兰由档案馆的职员亲手种植，共44株——象征着新加坡被日军统治的月数。

　　1942年2月15日，当英军扬着一面白旗驶向日军司令部时，这片土地便进入了长达44个月的日本统治期。恶名昭彰的“大检证”，更让新加坡华人历尽劫难。

　　1942年2月16日清晨，日本坦克驶过新加坡市镇，以残暴出名的参谋军官辻政信已攥有一份华人秘密黑名单——陈嘉庚等南洋筹赈机关人员赫然高居榜首。

　　“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按照计划大约5万名华侨在被屠杀之列，这是根据《华侨抗日名册》决定的。”原《联合早报》执行编辑、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韩山元说，“检证”对象实际包括华侨筹赈会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学校校长、教员和律师、海南人、抗战期间来新的华人、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

　　很快，宪兵队司令大石正行将市区划分为5个检证区进行封锁。2月18日，第2宪兵队接到了命令，行动计划是3天。而实际上，检证一直延续到三月初。

　　无意擦掉记号捡回一条命

　　每条大街上扩音器大作，年龄介于18到50岁的华人男子被勒令带上一周的干粮前往就近的检证中心报到。就连陈嘉庚的侄儿陈共存，都乖乖去了。“日本兵摆好一张桌子，有些手持步枪，有的则拿着机关枪，我们一个一个走过去，接受检查。”一个日本兵拿着一个印，上面刻着一个“检”字。

　　在年轻的华人们眼里，这个过程开始甚至有点像“开玩笑”。“检查后没事的人，日本兵会在手或衣服上盖个有四方框的‘检’字，便可以走了。”另一些人则被押在一旁，盖一个三角形记号。谁留谁走，全凭日本兵匆匆判断。

　　陈共存幸运地被准走了。当时还无人知道，大检证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检证”幸存者傅新春。

　　新加坡物流巨头之一傅长春储运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傅新春，其时仅18岁。老人清晰记得他遭遇“大检证”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听到很响的日本兵脚步声进村，后来看到他们捉了很多男丁，用绳子串成一串。”傅新春家对门的邻居被捉走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离村半英里的空地上，日本人对捉来的华人集中检证，随便问一两个问题，便把人分成两拨。“名义上他们是想要捉共产党人、抗日分子，但明明胡乱捉的是农民，其实捉人杀头只是为了恐吓其他人。”

　　最具戏剧化的一个村民叫胡显财，大概三四十岁，是村里一个工厂的工头，平时老实巴交只知做工。当天被问话后，他脸上已经被做了三角形记号。但新加坡气温高，他人又很胖，加上紧张，汗水止不住地在脸上奔流。双手被绑住的胡显财痒得不行，挣扎着用肩膀蹭掉脸上的汗水，不知不觉中记号被蹭掉了。

　　有个军官走过来，一看他脸上没有记号，便立即把他踢到另一个队伍里去。“他后来告诉我，那一队有记号的人被日本军车带走，全部被杀掉了；没有记号的人可以回家，他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胡显财回村后讲述的经历，让全村人不寒而栗——这看起来儿戏的检证，不啻是生命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