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掌软的都被列为知识分子

　　要在短短三天时间里，从新加坡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屠杀范围太广，执检日兵太多，这场所谓的检证呈现着越来越大的随意性。检证的提问五花八门，“其中有一次问的是，受过中文教育的举手，人群中不少人举手，结果都被押走，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们，后来听说他们被带到实乞纳山遭机关枪射杀。”新加坡人黄成容说。

　　在惹兰勿刹，日军认定戴眼镜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一些日兵触摸受检人的手，凡是手掌软绵绵的，就被列为知识分子；有时甚至只要蓄短发，就被认为是义勇军；有的干脆按年龄组别分批释放群众，最后只留下年轻人。

　　“大检证”幸存者韩锦光。

　　虽然检证对象明确是青年男子，但很多女性和孩子也遭到了厄运。1942年仅10岁的韩锦光回忆他亲眼看到的“检证”——“凌晨四五点，日本兵突然到村里搜人，我吓得躲到厕所里，厕所门被日本兵一脚踹开，我被拉到美芝路宪兵部集合，后来又稀里糊涂被放走，侥幸逃得一命。”而在维多利亚街的检证中心，一些女性也挑选出来留下。“日本兵经常进村捉女人做慰安妇，女孩子只好把头发剪短，着男装扮成男人。”

　　到底多少华人殒命于这场屠杀之中，至今仍是一个谜。

　　由于整个大检证都在武断而混乱的情形下进行，日本宪兵和士兵并没有特意去计算被杀害的人数。韩山元说，日本随军记者高濑在战后新加坡军事法庭审讯战犯时供证，日军预计要屠杀五万华人，但最后是杀了25000余人。日本宪兵部定的记录也是预定目标为5万人，但在法庭上日本军方只承认杀了5000余人。战后中华总商会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时呈报的是四万余人，而战后历史教科书记述的是两万人被杀。

　　从1962年2月15日至今日，高耸入云的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一直树在新加坡市中心的美芝路上。碑高70米，在市区几乎每一个方向都能看到。中心石台上供奉着一个黑色的骨灰坛，每年2月15日，新加坡人都会来到这里焚香烧烛，祭奠亡灵。纪念碑下埋着装满605坛能收集到的无辜骸骨。“这只不过是遇难者的1%。”韩山元叹道。

　　位于今日新加坡美芝路上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