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轩博士是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助理教授，现为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会中国分部主席。 除了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担任编委、审稿人和发表文章外，他还在联合早报等媒体发表有关中国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政治评论文章。他也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实践，为联合国、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培训服务。
对一个人来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一个国家而言，“五十”年是一个重要的反思过往的新起点。在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当口，反思新加坡取得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对新加坡未来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要采纳近乎脱离英语的教育政策或者说进一步弱化英语教育是明显不明智的。 新加坡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杰出表现和新加坡政府采纳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和工作语言有很大关系。 中国民众的英语水平和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需要大大提高而不是弱化。 英语教育的失败不是取消英语教育的理由。 英语由社会化机构多次考试的方案可能会大大增加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 按照教育部惯例的“三年提前知道”高考改革原则对降低高考英语改革的不良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起码应该调整到“六年提前知道”即从初一就应该明确高考英语的改革方向（最大程度减少冲击）。 要进一步加强对现有英语教育体系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调整以及社会化考试机构的建设和监管（假如实行社会化考试的话）。
最近热播的央视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西方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个体人性的关注和对宏大叙事的摒弃。 美食具有跨文化的吸引力。 从美食如手，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以人为中心的表现手法对于中华文化的介绍和推广非常有帮助。 如果能将中华文化和美食放在世界文化发展和世界美食丛林里来展现，效果要好的多。 我个人认为中国美食节目的制作者可以和新加坡美食专家多多合作。
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近日公布了2014全球主要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新加坡一跃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不少民众借此表达自己对近年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忧虑和不满。其实，新加坡的普通民众没有必要为EIU将新加坡列为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而担心，这个排名离大多数新加坡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
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 厦门社会和厦门人体现出来的平和、宁静以及道德操守给初到厦门的笔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中国学生还需不需要学习英语？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自信对待母语是不是就不需要学习英语了呢？或英语学习已经不那么必要了呢？ 二，高考中取消英语考试的科目，对国人英语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降低英语考分的比例，甚至退出高考，能达到促进文化传承， 提升中文水平的目的吗？
随手乱扔垃圾是没有公德的表现。 近年来中国人的公德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媒体的关注，中国人随手丢弃垃圾和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习惯也受到了诸多责难。 然而这些指责和批评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而反映了中国人公德心和公德意识的提高。 2009年3月25号《海峡时报》发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题为《新加坡会失败吗》的文章特别谈及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之一的秘诀是雇佣了一只庞大的清洁工大军。 除了在道德和公德心教育的有效性方面，更为现实和紧迫的是在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公共卫生设施的提供和管理上大大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
苹果手机曾经是亚洲智能手机消费圣地——新加坡消费者的心头最爱，现在随便在街头和电信专营店都可以轻易感知到苹果手机的风光不在。新加坡和苹果手机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动荡年代（Turbulent Time), 每个国家面临的挑战跟苹果公司在消费电子市场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
他们是选区内主要社区管理组织（社区发展理事会、市镇理事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的领导者。 这些社区管理组织除了国会议员、人民行动党的党员担当理事之外，吸收了大量的非执政党的义务志愿社区积极分子（基层领袖）参与。 作为执政党的人民行动党在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都不设立平行的政党组织。 应该说新加坡的执政党群众路线就是国会议员和执政党党员靠自己的品行和人格魅力团结一大帮热心社区事务的志愿者共同营造环境优美、人际关系仁爱友善的社区环境的路线。
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吸引优秀海外归国留学人才归国服务一直是中国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取得巨大进步的当儿， 构建中国”软实力” 需要大力吸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海外留学人员。
